李中清 逃不开父亲的手掌.docVIP

李中清 逃不开父亲的手掌 李中清在香港科技大学办公室过道里 图/本刊记者 卫毅 　　李中清的办公室里挂着两个镜框。一个镜框里是父亲李政道写给他的一组数学公式。一个镜框里是老师谢国桢写给他的一幅字。“我把这两样东西挂在这，是提醒自己，我的能力有限，不要太傲气，别人早把珍珠放在我的面前，但我没看懂。” 　　这组数学公式是李政道在70年代中期教给李中清的。“我当时只是背下来，没能真正理解。”社会科学领域是到了70年代末，才将这样的公式用于研究。“我要是早知道，会变得很厉害。”他笑了起来。 　　李中清如今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历史学界中“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组所做的历史研究，涉及大量的计量分析，墙上的这组公式，被其团队反复运用。“我从小就想摆脱父亲的影响，后来发现根本不能。” 　　为了摆脱父亲的影响，上中学时，他就已经确定自己以后要做社会科学的研究。SAT考了满分的他进入了耶鲁大学，学习历史和考古学。在耶鲁，张光直是他的考古学老师。当时，外国人不能去中国参加田野考古。“他（张光直）对我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选择古代史，不会选择考古。”听了老师的话，他开始专注于古代史。 　　李中清的研究组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叫《无声的革命》，研究的是1949年之后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生来源状况。他对高考感兴趣，希望了解这项制度到底对中国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时，参加过学校的招生工作，这也是激发他兴趣的一个点。 　　对中国高考的关注，还来自于他的老师何炳棣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何炳棣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里指出，明清中举者中大约有40%出身寒门，社会精英的来源多样化，阶层流动性很强。李中清由科举想到了高考。 　　从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导师何炳棣让他写汉武帝传，他试了一下，发现自己完全驾驭不了。“我当时跟他（何炳棣）说，我还这么年轻，怎么能写一个这么复杂的人物呢？”何炳棣于是让他写中国的边疆史。最开始是各个方位的边疆史。这太大了。李中清最后跟老师商量，聚焦在了西南社会经济史。准备这本书的写作用了10年时间，找遍了世界上包括美国、欧洲、亚洲的中国西南地方史料。其中，他在东京一家私人图书馆里查到了崇祯时期《贵州通志》的孤本。他又用了15年来写作。所以，最后《中国西南社会经济史》的成书，用了25年的时间。“我习惯将书稿留一段时间，成熟之后才寄到出版社，写书太快，比较容易出错。” 　　如今，李中清能熟练地使用中文。1973年，他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部分中文听不懂，而且根本无法用中文回答。统战部来接他的人跟他在国内的??说，他是不是不能说话？在上海，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经单独给李中清讲课。 　　李中清很感激当初在国内遇到的机会，让他好好地读了很多书。“这跟在美国学中国史，完全不一样。” 　　“我还是很有福气的，”李中清说，“虽然我爸爸从事的领域跟他们不同，但很多人愿意教我。” 　　1979年，他再次回国，到北京大学进修，结识了谢国桢教授，所以，又有了香港科技大学墙上的另外一个镜框，那是谢教授勉励他的话。 　　他的办公室正准备装修，显得有些凌乱。在香港，办公室都不太大。“在加州理工学院，我的办公室比这个大5倍，所有家具都是红木做的，很多书架。到密歇根后，给了我4个办公室，可以把书放在里面。”这些都不是问题，李中清乐意到香港工作。 　　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之后，他到密歇根大学待了8年。虽然在海外，但他很喜欢接触国内的学界。香港科技大学有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这个位置，他就过来了。“全世界的文明在转变，一段时间是往西，后来又往东。在这个时期，我能够真正地参与，机会真是太难得。”李中清说，“在美国，你想按自己的想法做，不是那么容易的。香港科技大学才22年历史，没有太多传统，想法没那么复杂，只要你做得好，没别的要求。”在各种大学排行榜中，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多次名列亚洲第一位。 有一条高考的路，会比较平等 　　人物周刊：《无声的革命》这本书里，分析了大量的学生背景，以前大家会说，上大学会带来阶层流动，现在，这种流动性没有这么大了。你看到了什么问题？ 　　李中清：美国那些精英学校选择学生，都是比较有条件的孩子。从入学机会的平等来说，中国比外国要客观平等得多。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1/3以上的学生来自美国5%最富裕的家庭。国内很少这样的现象。国内可能最富裕的5%的家庭把孩子都送到了国外。（笑）这样也不坏，把国内好大学的位置让给家庭条件没那么好的孩子，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其实想写一篇文章《面试的坏处》。如果我们对考试有信任的话，为什么要面试？如果有面试的话，你会有偏见。条件不好的人，穿的衣服、讲的话、皮肤的颜色等等，会跟别人有些不一样。如果真的客观的话，不应该有面试。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