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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元时代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 　　推进公民道德发展必须遵循正确的策略。社会或社会发展的某种特殊时期被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道德称为基德，因为这些德性又是其他诸德发育及其合理性的基础，因而又被称之为母德。中国古代的“五常”及当今时代的新“五常”是统摄社会道德的最基本的规范。构建多元时代公民道德规范体系要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规范相协调。多变时代应该培育人伦关系的精神性、平等性和信任性，做到信念与制度的内外双修。 　　一、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德或母德――旧“五常” 　　一般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德或母德是“三纲五常”中的“五常”。如樊浩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德或母德是所谓仁、义、礼、智‘四德’，或仁、义、礼、智、信‘五常’，它们形成一个有机的德性体系，并与中国传统文明的经济社会状况构成一个有机的文化生态。”[1] 　　在中国历史上，“五常”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它先是由孔子提出，再经孟子，最后由董仲舒发展而成的。此后，“五常”就“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在华夏神州已影响人们两千多年，贯穿中华伦理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中，成为民族精神的构成元素，成为全世界华人文化的根” [2]。 　　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智”，亦作“知”。孔子认为仁智勇互相联系，特别是“仁”与“智”的关系尤为密切。孔子曰：“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但以仁为根本，“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孔子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而在上述两个道德体系中，均少不了“仁”字。综观整个《论语》，共11705个字，而“仁”字一共出现109 次，足见“仁”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 　　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取了“仁”、“义”、“礼”、“智”，构成了“四德”或“四端”。一次，孟子就人性善恶问题发表意见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董仲舒在“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又加入“信”，并将它们视为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谓之“五常”。 董仲舒曰：“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书?董仲舒传》）应当说，董仲舒的“五常”论与“五行”说是密切相关的。所谓“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尚书?洪范》）董仲舒十分推崇“五行说”，并与阴阳理论相结合，形成独特的阴阳五行理论。他甚至用“五行”与“五常”配对来说明“五常”的重要性。董仲舒曰：“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 　　董仲舒除了首次概括了“五常”外，还首先提出了“三纲”，后来东汉经学家马融将“三纲”同“五常”相提并论，合称为“三纲五常”。自此，“三纲五常”作为道德信念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作为概念则一直沿袭至今。“五常”的影响之所以能够达到两千年，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从孔子提出“三达德”或“仁义礼”，再到董仲舒“五常”的概括，前后经历了400年左右的时间，这一理论变得越来越完善，已经经受了比较充分的时间考验和实践检验，因而具备比较强的生命力。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活的共通性及其真谛。比如“仁”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原则，而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到哪个阶段都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仁者爱人”不管放到哪个社会，即使不能完全适用，最起码也是可以部分适用的。其他几个原则也具有如此品性，因而能够超越一定的时空限制。三是历代统治者的强力推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君为臣纲”都是最高的政治原则，也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君为臣纲”的基础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合称“三纲”。而“五常”与“三纲”是结合在一起的，且是“三纲”的道德基础，因而历代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推行“三纲五常”。四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一直在发展变化，但其社会组织结构始终处于不断重建和瓦解的震荡之中，并没有发展到新的结构中去，因而保持了一种巨大的稳定性。而这种超稳定性与“五常”的稳定性是相辅相成的，即社会组织结构的超稳定性决定了“五常”的稳定性，反过来，“五常”的稳定性又加固了封建社会组织结构的超稳定性。 　　二、现代中国社会基德或母德的突变――新“五常” 　　传统“五常”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当代中国，但如何概括“新五常”，则见仁见智。 　　第一种是不改变传统“五常”，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