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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司法强制搬迁“裁执分离模式”的选择 　　[摘要]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最大的亮点是废除了行政强拆，确立了司法强制搬迁制度。司法强制搬迁可以有两种具体搬迁模式，一种是“裁执一体模式”，一种是“裁执分离模式”。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考虑国情和法律传统等因素，在权利保障与行政效率价值取舍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权利配置，采取“裁执分离模式”，既注重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又尊重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提高行政行为的效率，这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具有较强的可支持性。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历经三年多时间的调研、座谈，又先后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终于于2011年1月21日公布实施。新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有助于规范拆迁活动，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于化解城市房屋征收中长期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条例最大的亮点是废除了行政强拆，确立了司法强制搬迁制度。司法强制搬迁制度有利于加强对基层政府征收补偿活动的司法制约，彰显司法的权威与公信力。其中第28条明确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做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条改变了过去政府既是强拆的裁决者，又是强拆的执行者；既当裁判者，又当运动员的现象，具有重大的变革意义。但新条例并没有就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搬迁后，由人民法院负责具体搬迁还是由政府负责具体搬迁作出明确规定。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提到，考虑到现行法律和行政强制法都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具体模式，在强制搬迁的司法实践中，可以规定两种具体执行方式供实践中选择，既能符合不同地区或者不同案件的实际情况，也为进一步探索完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制度留下适度空间。即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原则上由法院负责强制执行非诉行政行为的机构执行，或者由作出补偿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1]即司法强制搬迁可以有两种具体搬迁模式，一种是“裁执一体模式”，由法院负责裁定是否准予强制搬迁并由法院执行部门具体负责搬迁；一种是“裁执分离模式”，由法院负责裁定是否准予强制搬迁，具体搬迁工作交由政府部门负责实施。 　　新条例为司法强制搬迁的具体模式留下了适度的探索空间，也给法院如何发挥在城市拆迁、旧城改造中的职能作用提出了紧迫的课题。笔者通过对各方面信息的分析、梳理、总结，结合基层法院实际情况进行研判，运用行政法学基本理论对司法强制搬迁两种模式的利弊进行探讨，并重点围绕裁执分离模式展开理论分析和建构。 　　一、“裁执一体模式”与“裁执分离模式”的比较 　　“裁执一体模式”与“裁执分离模式”都是司法强制搬迁的具体模式，在现实层面上均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且全国各地基层法院也已陆续展开了对两种模式的实践探索。两种模式存在以下区别：首先是二者的内容不同。“裁执一体模式”中，法院裁定准予司法强制搬迁，并具体负责实施搬迁工作；“裁执分离模式”中，法院裁定准予司法强制搬迁后，具体搬迁工作交由政府部门负责，法院只派员现场监督。其次是二者的性质不同。“裁执一体模式”中，强制搬迁的主要力量是法院，动用的是司法力量，如执行局、法警部门，善后、维稳工作主要由法院承担；“裁执分离模式”中，强制搬迁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动用的是行政力量，如公安、城管、消防等部门，善后、维稳工作主要由政府承担。三是二者的司法理念不同。“裁执一体模式”，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搬迁的决定，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并具体负责实施，强调司法的主动性；“裁执分离模式”， 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搬迁的决定，法院只进行司法审查，具体搬迁工作仍交由政府负责，突出了行政行为的主动性、直接性，强调司法谦让。 　　二、“裁执一体模式”的弊端 　　从行政强拆转向司法强制搬迁，事实上会造成大量本应由基层政府承担的拆迁压力和民众暴力抵制风险转移给法院，在现今我国法院尚缺乏必要的司法独立运行保障机制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放大司法对强制搬迁的审查功能，才能不偏离新条例中设置司法强制搬迁的立法本意。而“裁执一体模式”不仅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甚至严重损害法院的形象和权威，而且这种有违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科学合理划分的模式，还将使法院重蹈行政机关“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覆辙，背离人民群众对司法介入拆迁的强烈需求。“行政强制拆迁不应由司法机关‘背书’”。[1] 　　（一）有损司法公信力 　　司法强制搬迁之所以被认为是进步，是以假定司法相对独立，居中裁判，不受地方行政和其他权利干预，从而能兼顾双方利益做出公正裁定为前提。但在我们国家现有司法体制环境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