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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报告模板近几年，我国体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体育爱好者增加明显，这不乏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功。北京奥运会的盛况，不仅让我们联想起2007年在广州举行“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状况。当时，华南师范大学承办了几个项目的比赛，在比赛现场，尽管不收门票，但几乎没有观众，有的仅是教练员和运动员，偶尔有几个学生和教工家属充当观众。其他项目也大抵如此。这和“洛阳纸贵”的北京奥运会门票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缘何如此呢？按照现代化的一般逻辑，市场主导下的人群对“异文化”有着极高的好奇心和参与行为，那么，为什么作为“异文化”的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悖此论断呢？这种疑惑和不解一直存在于心中，努力用人类学、社会学、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等理论对这一现场做一诠释，然，总归是形而上过强，缺乏事实作为支撑。2008年上半年，贵州民族学院教授杨世如老师到华南师范大学访学，其间，有论及黔东南的独木龙舟十分有特色，且具有很高程度的“原生态”。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旋即，胡小明教授和杨世如教授在当年6月对黔东南独木龙舟做了粗略地田野调研，结合杨世如教授近8年对该地区独木龙舟做的持续调研和参与，认为：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具有独特的比赛器具、组织流程和活动参与形式，且与独木龙舟竞赛的相关习俗几百年来变化不大，通过人类学的方法对它进行调研，能为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良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论据；也能为“空无一人”的“全运会”赛场提供现实的反例，思考“全运会”日后发展，思考现代体育对传统体育项目的影响；也能从文化——行为的角度来深层思考竞赛项目与观众之间的内在联系，印证美国历史学派所言的“国民性对行为影响”的论断。这些正是我们亟需通过人类学的调研想要了解的。 同时，基于体育人类学青年学者十分匮乏，即使有对此感兴趣者的一二者，也对人类学究竟该如何进行田野工作十分茫然。针对这种情况，胡先生称之为“半个人类学爱好者”。为了扭转这种状况，为了体育人类学的长远发展，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和胡先生力促对贵州黔东南的调研调查。此次田野工作的目的有二：思考传统体育项目和体育的关系；锻炼年轻体育人类学工作者的技巧，以及激发体育人类学爱好者的兴趣。基于以上，计划在2009年农历五月二十三至六月五号对该地区的独木龙舟做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这一计划得到了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贵州民族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贵州省体育局和贵州凯里地区相关乡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正是有了他们的热忱协助，才使得我们一行在对独木龙舟做田野工作时，跳过了初始的生分、不合作、拘束，能极快地进入到“知心交谈”的境界。对于能有如此结果，离不开相关单位的通力支持，调查组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本报告之所以将副标题确定为“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自觉民俗竞赛参与与被动体育竞赛”，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般而言，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中的竞赛项目基本上都是源于我国各个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竞赛活动，在没有被作为“全运会”比赛项目之前，这些竞赛项目都是各个少数民族民间自发举行的，参与者众多。而作为体育比赛项目之后，同样活动就变成了被动安排的体育赛事了，参与者和观看着寥寥无几。从自觉的参与性竞赛到被动性的体育比赛所表现出了极大反差，其间所涉及到的因果关系多不胜数，但用文化的相关理论解释这种现象拟或是最有说服力的，而对文化研究颇有厚度的文化人类学就成为了当仁不让的研究支撑。1 黔东南独木龙舟概述黔东南独木龙舟赛仅存在于台江县和施秉县，在两县行政划分分界线——清水江两岸有六七十个苗寨共同举行的节日活动。约定平寨为农历五月廿四，塘龙廿五，榕山廿六，施洞廿七，定在上述四个地点集中。施洞地区苗族龙舟节历史悠久，但因为历史记录较少，故很难考证其真正的起源。划龙舟的村寨，一般一寨一只龙舟，两百户以上的多是两只或三只。放龙舟的房子形长廓，称“龙舟棚”。棚为一排七间八柱式木结构，上有瓦面屋顶。龙船船体一般用杉树。中为主船，苗语称“合迷”，意为“母船”。两侧各一小船，苗语称“嘎呆”，意为“子船”。每只龙舟上都有一个叫“嘎纽”的人，即鼓主之意，俗称为“鼓头”。舟上人员计有“鼓头”一人，锣手一人，撑篙一人，理事一人，艄公一人，他门分别站或坐在母船上，每只子船则站十六名挠手。龙舟的仪式与禁忌比较多。由于黔东南独木龙舟具有独特的文化蕴含，业已逐步成为黔东南地区的标志性文化之一，每年也导致了众多学者、摄影师和旅游者进入黔东南地区进行有关考察和游玩。从2009年6月12号到6月23号，我们在台江县和施秉县度过了难忘了12天。在此期间，我们把工作分为三部分：对龙舟的实地测量，共测量了30艘龙舟和龙舟棚；对龙舟划手的体质人类学测量，共测量了60多个划手；对鼓头、鬼师、寨老、村长、村支书进行深度访谈。基于以上工作，把调研人员分成了两大组，测量组和访谈组。2 关于龙舟的传说：主干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