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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源产业兼并重组政策的所有权安排与整合效率研究 2011-10-08 　　摘要：论文通过构建国有资源产业兼并重组模型，讨论了三种兼并重组政策的所有权安排及其整合效率问题。研究表明：国有资源产业兼并重组并不存在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关键是要构建并完善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要使兼并重组富有效率，兼并主体的选择原则应以项目效用评价、主体专用性投资和主体权力收益为关键维度，对各兼并主体的项目客体条件、产权主体条件和治理机制的有效构建之间进行择优匹配。应用这一框架，论文对山西省煤改中的“国进民退”现象进行了新的解释，并对煤炭资源产业兼并重组效率的决定因素进行评判和分析。最后，论文提出推进我国资源产业兼并重组和山西煤炭产业改革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企业所有权，治理机制，国有资源产业，兼并重组效率，山西煤炭产业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推进国有资源产业的兼并重组，实现资源整合效率，是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振兴规划的一项重点。然而，由于涉及国有产权结构调整问题，近年来政府主导下的资源产业兼并重组方案颇受学界争议，直接影响着我国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全面推进。在我国，矿产、地产等资源的客体属性是国有产权，而包含国有产权的兼并重组行为比私人产权之间的兼并活动要复杂得多。从机理上，充分发挥产权的激励功能和权力功能能够实现资源产业的兼并重组效率[1－2]，但在现实运作中，其整合效果却要受到产权主体特性和客体特性的约束，换言之，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有效构建更不可忽视。为此，本文旨在从企业所有权安排和治理机制构建的双重视角，为研究我国国有资源产业行政性重组模式及其效率问题，提供一些新的思考和政策启示。 　　对于国有资源产业兼并重组问题，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性重组模式的讨论上，如支持者认为，政府主导下的兼并重组是依据现有企业条件和产业发展特定目标进行的资源整合，是优进劣退，而且象电解铝、稀土、煤炭等矿业资源，由于涉及战略资源或基础性、资源性产业，其整合更需国企“进而有为”[3－4]。反对者认为，象山西“煤改”、民企日照钢铁被巨亏国企山东钢铁重组，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保利、中海集团频频摘得“地王”，陕北地方政府收回民营油田等，都是资源行业领域里的“国进民退”，这种兼并重组明显地又回到“国进民退”的老路上，是缺乏整合效率的[5－7]。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指出，对于这种模式要正常看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有企业不好，也不能简单认为只有国有企业好，“关键是看其在什么产业、用什么方式来组织的，因为企业说到底是一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不取决于国企占了多大成分。毕竟现在纯国企已经不多了，国企本身也是现代企业制度”[4]。 　　实际上，在国外，对于资源性产业的整合问题也是没有统一模式的，如美国75%的土地都是各级政府所有，但美国的土地私有是和政府的强力防兼并措施相配套的；而俄罗斯自2000年以来，在能源工业实行集约化和国有化，通过国有化兼并，积极支持和强化一批国有油气公司、国有财团开发战略性的油气资源[8]。换言之，目前对资源产业行政性重组模式及其资源整合效率问题，仍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本质地看，产业兼并重组活动实际上就是产权结构调整过程。公、私企业所有权安排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目前主流研究主要沿着两大思路展开： 　　一是从产权优化配置视角考察，如Hart，Shleifer and Vishny[9]首先将GHM产权配置方法扩展到公共服务的研究中，在不完全合同框架中讨论了政府的最佳边界问题，认为在替代供应模型下公私投资主体的选择，应该在降低成本和改善质量之间进行权衡；Shleifer[10]在此基础上，认为当创新和降低成本的激励都很强时，私人所有权通常要优于公共所有权，因为所有权对于企业家创新的激励是极其重要的，而且通过政府合同和管制，私人部门也能实现一些社会目标；Hart[11]则认为，在不完全合同框架下公共企业产权配置问题与企业一体化问题相似。特别是，Besley and Ghatak[12－13]进一步研究了政府与非营利性NGO合作问题，认为所有权应该配置给公共产品或项目评价相对重要的一方，而不是投资或技术相对重要的一方；但Grosjean[14]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应该将所有权配置给最低评价的一方，才可以使投资者降低违约支付和增加投资激励的承诺变得可信。 　　二是结合效率因素考察，如Matsumura[15]研究了混合股权中政府对公有企业的最优持股比例及其影响因素，并指出公有企业部分私有化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但如果公有企业的成本显著高于私有企业，完全私有化才是最优策略。Wang et al[16]在Matsumura[15]模型基础上引入效率差（Efficiency Gain），指出不同类型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