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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影像志：寻梦乡土50年 　　打开摄影家李代才这本200多页600多幅黑白图片的个人摄影集《大足影迹》，翻到第11页的《古戏台前农贸市场（雍溪2005年）》，我立马叫了起来：“小时候，我在这里看过戏！”大足雍溪古镇是我妈妈的老家。小时候，妈妈送我到镇上跟外公外婆生活过几年。老街老桥、小河小船、古庙戏台，组成了我最美好的童年乐园。七八年前，听说这个戏楼要拆，我和报社的同事鞠二哥还赶回去作过报道，也算为抢救戏楼出了一点儿力。 　　这几年，妈妈探亲回来说，戏楼没拆，但河边开了一个化工厂，高烟囱那个烟子哟，麻雀飞过去，都要遭熏下来，好多人因此生病。妈妈记忆中的故乡，已经完全变了样。 　　当那种曾经滋养我们长大成人的乡土之美面临沦陷之时，李代才的这部影集正是沦陷前夜对乡土之美的最后一瞥。他用相机抢救了我们的村庄，黑白影调，淡然如月光，就像1964年唱响全国的歌剧《刘胡兰》中所唱的那样：“借月光再看看我的家乡。” 　　相馆 　　1962年，李代才花了80多元买了一部目测焦距的上海牌201折叠式相机，在老家龙水镇街上租了一间门面，办了一个照相馆。这一年，他才19岁。他说：“我从小喜欢美术，在龙水中学读书时，参加过课余美术小组，报考过四川美术学院附中，但美术老师把报名时间记错了，就没考成，后来又想去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但把北电摄影系的招生简章找来一看，人家报名资格仅限北京、上海，更考不成了。”家境贫寒，高中才读了一年半，17岁的李代才就休学回家摆了个画炭精像的画摊，当时一幅炭精像5元钱，价格算是高的，但业务不好，后来李代才干脆就开相馆了。 　　李代才一个人经营的相馆成了当地的时尚中心。3天赶一场，十乡八里的乡亲们都涌来照相。学生娃娃来照耳朵必须露出来的登记照，大姑娘小媳妇来照耳朵可以藏在黑发后面的“妖精”照，大胖娃娃又哭又笑的满月照，男男女女喜气洋洋的结婚照，都从李代才手上过。最大的业务是毕业照，龙水只有一个中学，每年学生毕业，李代才扛起机器就去了。 　　照相、洗印、放大、裁切，都是李代才一个人干。“当时胶卷用的是上海牌、天津牌、公元120牌，4.5×6的可以拍16张，6×6的可以拍12张。当时一寸的照片，一底两张，2角8分钱，加洗一张，8分钱。”也没有彩照，照片着色的业务很受欢迎，“着色分水彩和油彩，油彩主要用于12寸的大照片，水彩主要用于小照片。油彩和水彩都是特制的透明颜料，用棉球棒小心翼翼地涂在照片上。现在，这种颜料可能买都买不到了。” 　　当时的照相机还是一种奢侈品，大多只有政府、公安和宣传部门配有。县里有照相机的人家，可能在派出所都有记录。因为有些人觉得照相机可能是特务和间谍的工具，所以照相馆当时也被划入特种行业管理。 　　一年多过去，李代才的照相馆变成了供销社龙水照相美工店，上面还给他派来3个人，仍然由他负责。这时店里的相机也换成了上海生产的木架6寸外拍相机。除了商业照片，他开始把镜头对准相馆外面的风土人情，拍了很多纪实照片。1980年，他还拍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艺术片《水库之晨》，发表在1981年第8期的《大众摄影》上，在当时的永川地区（1983年以前，永川地区下辖8个县，即永川县、江津县、合川县、铜梁县、璧山县、大足县、荣昌县、潼南县――编者注）的摄影界引起轰动，因为这是全地区在国家级摄影刊物上发表的第一幅照片。 　　闻讯的永川地区防疫站宣传股想挖李代才去当专职摄影，大足县（今重庆市大足区）近水楼台先得月，立马调李代才到县文化馆工作，成为专职的摄影干部。当时县上没有新闻单位，李代才就成了县里面唯一的御用摄影师，这时他手里的家伙已经换成了上海牌双镜头相机。 　　李代才当年考北京电影学院无望，但他注定和这个学院有缘。有一年，著名摄影家、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吴印咸到大足北山参观，李代才陪同。“他问我们，现在国内摄影书出得太少，你们好不好买？我就说不好买，你那本《摄影用光》，我都是借来手抄的。县上陪同的领导就说，你去拿来吴老看看，我拿来吴老一看，很感慨，还在书上签名留念。他说，抄书好苦，以后我出了书，寄给你就是，你不用抄了。后来，书好买了，我也用不着吴老寄了。” 　　后来，李代才任大足图片社经理，写信请吴印咸题写招牌，吴印咸欣然答应。“据我所知，这可能是吴老唯一一次为全国县级图片社题写招牌。这跟当初我手抄他近8万字的书有关系，我就是这样自学出来的。” 　　石刻 　　我在影集里还发现了一位老朋友：大足石刻博物馆老馆长郭湘颖。照片上他和北京来的大画家梅绍武站在“北山石刻”简介下面，郭馆长看上去还是小伙子模样。“那是1979年，老郭当时好像还是一个管理员”。早在1976年，李代才就开始拍摄大足石刻了，“当时我还在龙水照相馆，石刻博物馆的人请我去拍一点石刻的资料，我就去了，向他们学了很多东西。”他把自己拍的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