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本质与大学出版的方向.docVIP

大学的本质与大学出版的方向 　　摘要：谈论大学出版，必须回到“大学”这个逻辑起点，廓清大学本质和现代大学精神，才能找到根本或方向。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科研，其本质是自治、自由、自律的学术共同体，而大学出版则是这个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基于文化、教育事业的特殊性定位彼此之间的关系，构建起多元考评体系、有效的督导体系和选题遴选机制，才能走上共生、双赢之路。 　　关键词：大学；大学出版；学术共同体 　　中国出版体制改革范畴内的大学出版，主要包括大学出版社和大学学报两大部分。当前，不管是转企改制大功告成的大学出版社，还是暂时搁置改制议题继续保持学校教学科研编制的大学学报，从表面看均成果斐然，但其面临的发展瓶颈、困惑以及来自学界的批评却不容忽视。作为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学术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我们的大学出版目前承受着“垃圾制造厂”①这样的指责，大有规模越大、发展越快，平庸之作甚至垃圾越多之势。这对于大学出版尤其是已经完成转企改制的大学出版社而言，是一种进退失据的悖论。有论者几年前预言：“体制改革成功之日，正是大学社整体滑坡之时”②，这句话未免危言耸听，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大学出版”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应该暂时放开从“出版”环节求解的思路，比如转企改制以及预想中的股权多元化、公司治理结构、跨地域兼并重组、上市等等，回到“大学”这个逻辑起点上。 　　大学出版是出版，更是“大学的”出版，它在出版领域的不可替代性正是建立在它与大学水乳交融的关系之上，是大学理念和学术风气的一面镜子。如果大学办学方针、政策乃至理念有问题，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知识传播环节的大学出版自然会被殃及。解决大学出版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对大学本质或理念的正本清源。不回到大学这个母体，廓清大学的本质和现代大学的精神，大学出版则难以认清其不可替代性和发展方向。③ 　　大学的本质：自治、自由、自律的学术共同体 　　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但现代大学之直接源头则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大学。从大学产生时起，人们对于大学理念与本质的思考就没有终止过。 　　19世纪（1862年）红衣主教、牛津学者纽曼（John H.Cardinal Newman）的《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n University）是第一本系统性沉思大学理念的重要专著，它强调博雅和自由，集纳了中世纪大学理念的精华，也构建了对大学本质进行思考的基本框架。之后值得重点关注的大学理念出现在19世纪的德国，洪堡（Von Humboldt）和阿尔托夫（Althoff）等人在革新柏林大学时提出强调学术自由和“纯粹”学术的大学观，德国模式一度成为世界大学的模板。一战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的大学理念逐渐成为世界大学的风向标，并引领至今。如果说1930年美国大学先驱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Flexner）的著作《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是对德国大学理念的辨析和创新，那么，1963年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中提出的社会“服务站”和“多元化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理念则自成新说；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克尔《大学之用》中的很多预示变为现实，大学卷入市场的程度日益加深，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大学专业运转模式在不断变化，“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主义”④等大学理念顺势而生，但这些理念至今仍在与传统大学理念的博弈中，未得沉淀和普遍认可。 　　中国虽然有悠久的太学和书院传统，但我们的现代大学则是模仿欧洲，尤其是德国大学模式而建立的。由于大学办学者中西学兼具的开阔视野，我国大学教育的起点并不低，一开始便与世界现代大学理念同步。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手订《大学令》，通过评议会、教授会等形式，建立起中国现代大学的整体性框架。之后不管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吸纳何种大学办学理念、采取何种办学模式，我们的大学都经历了外来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的不断调适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长期借鉴苏联经验，强调大学的行政性、计划性，“文革”中大学基本停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猛起直追的态度对接甚至赶超世界大学潮流，现在也裹挟在全球化和市场化之中，所谓的“学术资本主义”现象与美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长期以来形成的高度行政性、计划性仍深刻依附在大学肌体上。这两方面的夹击导致我们现在对于大学本质的认识模糊不清，大学的改革一直举步维艰，更不用提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大学出版了。 　　梳理大学理念变迁，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三种主要的潮流，或基本方向。当然，这些潮流或方向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