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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辨与文学想像的通达 　　谭光辉：就像我们看到的，赵老师在学术方面，付出精力最多的有三个领域：形式论，符号学，叙述学。但是，在学术研究之外，你还进行了很多随笔、散文、小说的创作，诗歌创作还不大读到。 　　赵毅衡：我也写诗。我在比赛胡说八道的能力，只是想胡说得漂亮。 　　谭光辉：学术与创作这两个领域，我觉得在你那里是相通的。文学创作中有学术思维，学术思维里面有很多文学才思的流露，这之间有统一。但是，毕竟我们还是看得出来两种不同的文体和套路。学术研究就是学术研究，散文随笔就是散文随笔。你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穿梭，这两种体验肯定还是不一样的。当你在这两种模式之中穿行的时候，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呢？ 　　赵毅衡：很痛苦啊，非常痛苦。因为一般来说，文学批评包括文艺理论都是为文学创作服务的。第二文学，二手货，被人叫成这样不好，感觉不好。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我有时候玩玩那个东西（文学创作）是因为累了。说句老实话，我没有好好做过创作，也没有好好写诗，也没有好好写小说，散文也是被人喊得没办法。现在《川大校报》副刊就逼了我拿出一串，叫做“趣味符号学”，每次连载一个豆腐块。我觉得挺好玩儿的。 　　谭光辉：我就想问这两种体验有什么差别。因为既做学术又做创作的人其实不是太多。做学术的人可能会写一些散文，但是他可能不会去体验写小说。而你在做学术之余还写了这么多作品，两种体验有没有强烈的反差？可不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 　　赵毅衡：我创作上没有成就。不是说我看不起创作，而是“女的嫁错郎，男的入错行”，这是一辈子倒霉的事，但是我入了这一行也就没办法。1970年代末的时候，大家终于可以读书，终于可以做自己的事，在创作界成名还是件挺容易的事，一个短篇小说就可以成名了，《伤痕》就是一篇短篇小说。那个时候，作家这个名号如雷贯耳。但是入错行了，那也没办法嘛，一定非要说我这个如何崇高，找了个最枯燥最深奥的，我没有这个自我牺牲精神。实际上这个里面有点原因，我是“文革”之前的大学生，不管怎么说，就已经入了一个行了，考大学选志愿实际上就是入行，一旦选了志愿，终身脱不了。而写作的人呢，大部分“文革”中是知青。知青那一代是非常了不起的，客观的原因，从城里下放到农村，实际上就没人管了，很自由。到生产队里，村长要做点管制，但是不像辅导员，辅导员是知识分子管知识分子，这十年就靠自学，耽误了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耽误了中国的学术，耽误了各种科学，但是培养了中国的一代艺术家。艺术家如何培养，我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没人管你，自由发展。我缺乏一个没人管的阶段，所以做不成艺术家。 　　谭光辉：你觉得自己入行了学术研究，创作是一时的兴趣，但是你在1990年代写过《写小说这怪念头》这篇文章，说当时有人问你为什么写起小说来了，你幽默地回应说“你这句话应该问你为什么没早写小说呢”，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自己早就该写小说了。当时你在那篇文章里有一个解释，“学术是一个圈子，小说是一个圈子”，您非常幽默地说了一句，为什么写小说，是“因为女诗人和女作家一般比女学者漂亮，而且都会跳舞”，这当然不是真实的原因，但是1990年代创作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赵毅衡：创作无动机，一旦有动机就创作不好了，如果觉得心里痒，手痒了就动手写吧，有人愿意登也挺好，有人愿意读那更好。如果把创作真当作一回事，写出来全是《战争与和平》，叫人难受得很，太正经了，太当作家国大事了。 　　谭光辉：就是好玩？ 　　赵毅衡：对。 　　谭光辉：你是不是持这样一种观点：创作是随性为之，学术是经过深思熟虑？ 　　赵毅衡：我说过“趣味”这两个字非常有必要。 　　谭光辉：你说过：“创作是强词夺情，散文是强词夺趣，论文是强词夺理，不患情趣理，只患无强词”。 　　赵毅衡：这话有点傲慢，好像我强词一样。经常有人问我，你做学术是不是代表了真理？我说没有代表真理。你问我们两个祖师爷，索绪尔、皮尔斯，他们相当重要的就是强词夺理，只要说出个理，自圆其说。关键在第二点，你有没有很强大的逻辑语言来支持它。经常有学生拿毕业论文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不患无理，患无强词。好像跟我们追求真理这个崇高的目的有点相反，但是我觉得这是对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真理，我发现了真理，我只不过表现不出来。创作和散文都是这样，你有这副文笔的话就能夺情、夺趣。“趣”是很重要的，浅白说就是幽默感。这个是挺难的，学术很难有幽默感。英国人就很幽默，恐怕跟英国的文化有关，他们认为一个人没有幽默感就不完整。有幽默感的话，对自己和别人不会有强烈的要求，也不是一定要改造世界，对自己也有种谦卑感，幽默是一种人身修养，一种世界观。 　　谭光辉：那理、情、趣是三个很重要的元素，你是怎么处理的这三者的关系，有理是否有趣？趣是否统率前两者？ 　　赵毅衡：这个倒不能这么说，有的哲学家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