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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物安全保护刑法的研究 　　摘 要：我国文明演进历史悠久，文物宝藏更是繁杂多样。在利益的驱使下文物犯罪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我国文物安全保护刑法在秦汉时期就已初现雏形，到现代社会得到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对保护文物安全，防控文物犯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影响文物安全的因素也不断更新，原有的刑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惩治文物犯罪的需求，所以必须对文物安全保护刑法加以完善。 　　关键词：文物安全；刑法；立法 　　我国文化发展源远流长，珍贵的文物资源也相对丰富，保护历史文物的安全不仅是一个国家国力强盛的重要表现，也是延续一个民族历史和文明的重要措施。近几年，我国文物犯罪逐年攀升，虽然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犯罪起到了相应的限制和惩治，但是受到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的影响，文物安全保护刑法在惩治文物犯罪上出现了一定的缺陷。因此，应该在承认刑法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以时代发展新形势为背景对刑法进行反思，分析现行刑法存在的缺陷，并针对这一缺陷，结合实际需求搭建合适的文物安全保护刑法平台。 　　一、近现代时期文物保护立法的历史沿革 　　（一）民国时期对文物安全保护的相关规定 　　在文物安全保护上，南京政府于1930年正式颁布了《古物保护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政府公开公布的形式颁布文物保护法规。该法规限定了古代文物保护的种类和范围，明确规定了不同种类古物的保存和管理方式，也对古物的挖掘进行了简单的论述。 　　（二）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文物安全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文物保护问题，针对文物安全保护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并在1979年正式颁布的刑法相关条例中将偷盗我国珍贵文物并进行出口、故意破坏我国珍贵文物古迹的行为判定为犯罪，规定了较为严重的法定刑。1982年，国家在新出台的相关经济罪决定中，将盗运珍贵文物并用于出口的犯罪判定为死刑。（该项死刑已经在2011年经过多重考虑在刑法修正案中予以取消） 　　二、我国现行文物安全保护刑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文物安全保护刑法虽然在限制和惩治文物犯罪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受到时代进步的影响，仍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在具体执行和对文物犯罪的限制上都存在一定缺陷，如立法技术落后、政策导向薄弱、走私文物犯罪的具体归属、档案犯罪归入的合理性、倒卖文物犯罪的涵盖性以及失职犯罪问题等诸多方面，下面本文就选取其中几点进行具体分析[2]。 　　（一）刑事立法技术相对落后 　　我国刑法并没有正式对文物这一概念进行科学的明确和界定，对文物一词的具体解释主要放置在了相应的文物保护法之中，并且刑法中与文物概念和范围相关的条例在一定程度上与文物保护法中的诸多内容不协调，存在法律规范矛盾。 　　（二）刑事政策导向作用相对薄弱 　　刑事政策是我国政府针对当前社会中的实际犯罪情况所采取的一种犯罪防范对策。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立法行为却存在一定僵硬性，所以应当充分发挥刑事政策的灵活性[3]。同时，由于文物犯罪在当今社会上所表现出的严峻形势亟需相应的刑事政策对这一犯罪问题加以指导。 　　（三）倒卖文物罪中犯罪对象问题 　　我国刑法中对倒卖文物现象有明确的规定，认为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明文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判定为具有倒卖罪。根据相关条款规定，此处所指的禁止经营文物指较为珍贵的文物，一般文物则在允许经营范围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诱发了盗窃文物犯罪的猖獗，对文物安全保护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对我国刑法文物安全保护立法完善的建议 　　（一）应明确界定文物的立法概念 　　刑法中对文物的界定应该与文物保护法中对文物的界定相协调，在控制好文物保护法文物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刑法应该注意明确规定文物在立法层面的概念，立法在模式上仍然沿用概括性列举形式，便于更好的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以及相应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二）应完善罪名体系 　　对刑法中的罪名体系加以完善应该从两个主要方面入手：首先，应该建立各个罪名之间自身内在上的统一。将两种犯罪行为放置到刑法的相应章节中，或根据实际情况单独设立相关妨碍管理罪，而不是将两种相类似的罪名混在在一处。其次，增加盗窃文物罪。盗窃文物罪原本被涵盖在盗窃罪之中，表现了刑法的简化。但是鉴于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以及盗窃文物罪拥有独立的犯罪构成，所以盗窃文物罪应该放置到妨害文物管理秩序的相关章节中，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准确把握“严而不厉”的刑罚思想[4]。 　　（三）应该对刑罚的内容加以改进 　　我国对相关文物犯罪设置的针对性立法，在刑罚方式方面应该注意轻重相当，裁量适中，在刑罚种类上逐步扩大罚金刑的实际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