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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穿透现实的情怀 　　题记：文学起源于地理，这是中外诗人共同的经验和认识。东北高天厚土，造就了辽宁文化的诚朴和豪放。这种自然性格构筑的文化品格反映在诗人身上，就是他们天然地具有参与现实的热情。正义感与同情心让辽宁诗歌拒绝冷漠和自私，辽宁诗人从不各人自扫门前雪，他们总是用自己的真诚和爱去抚慰别人那些似乎与自己不相干的境遇。做有情有义的诗人，写有热爱有温度的诗歌，让诗歌有力度、气度和高度，辽宁的诗人从不缺少以一己之心去焐热整个世界的情怀和勇气。这是辽宁几十年的传统，稳健踏实，不受外界干扰，也不为某种新奇和喧哗而摆动。背向诗坛面向诗歌，认真思考严肃写作，沿着自己看见的光明走在正确的诗歌主道上。用诗人王鸣久的话来概括就是：丰富、严肃、沉稳和瓷实。或许因为辽宁正好处在中国雄鸡版图的利嘴部位，所以这里的诗人勇于进入社会现场，敢于发声，而且视野开阔，声音嘹亮。这使得充沛着大气、真气以及浩然正气的辽宁诗歌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高音区。 　　1 　　最早点燃现实主义薪火的，是老一辈诗人方冰、刘文玉、刘镇、晓凡、牟心海等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李松涛、胡世宗为代表的军旅诗，郎恩才和田永元为代表的工业诗，还有罗继仁、萨仁图娅、李秀珊、佟晶石、商国华，以及更年轻的贾桐树和丁宗皓等人的写作，将现实主义写作的高峰一直传承到现在。当然，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虚假的吟唱，而是对现实的审视和审判，并勇敢地对有害于社会生态和人性的毒素亮出锋刃，这是良知，也是胆识。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二十多年来，构成辽宁现实主义写作脊梁的当属李松涛。进入新世纪以来，正面全面的现实主义写作在中国越来越少，李松涛和王鸣久等人依然将现实主义作为写作的最高信仰，继续用自己的创作实绩将现实主义往高处、难处推进着，写作的剑尖直指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自然生态。正是他们这样的执着和坚持，才没让现实主义写作在中国断流。李松涛以及他们那一代写作者属于这样一种诗人，他们一开始写作就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到他所生存的土地和更辽远的时空。他们诗歌中的爱与怨、愤懑和温情都是属于他所生长的时代，而和个人无关。这种特殊的心理特质决定了他们这代诗人的道德水准，决定了他们的诗歌不是个人生命的分泌物，而是整个时代乃至于人类发展所发出的声音和交响！到了新世纪，《黄之河》长诗的出版，李松涛的诗歌已经彻底摈弃了早期的单纯和热情，跨越了《无倦沧桑》以及《拒绝末日》时的激情四溅和焦虑急切，而呈现出一个从容自省和深邃沉静的辽阔境界。这标志着李松涛成功地从一个清亮明晰的抒情歌手成为博大深沉、不懈追问和探究生命以及人类生存状况、意义的智者和醒者。《黄之河》更明显地将李松涛那孤独的求索者形象托举出来，并将他渗透在诗歌作品中的悲悯情结和救赎意识推向极致，同时也把这种诗歌写作带到了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峰巅，激发了更多现实主义诗人的写作热情，并导引着他们轰隆隆地向前推进。 　　所以到王鸣久《苍茫九歌》问世，辽宁现实主义的诗歌烧红了中国苍茫的半边天空。王鸣久的贡献在于关注现实的同时，将意境和美感糅进了作品中，让诗歌既有良知的内核，又充满了文本的美感。王鸣久是一个有境界的诗人。他是这个时代少有的清醒和自省的诗人，也是一个具有大视野、大胸怀的诗人，更是一个对诗歌痴迷并不断磨砺诗之艺术的赤子。在《苍茫九歌》这部长诗集中，王鸣久用诗歌给民族和时代把脉，用诗歌洞察现实，洞穿现实，也用诗歌洞察自身，洞穿灵魂，并以此让血液沸腾，让世界疼痛。我们可以把《苍茫九歌》看作他个人的心灵史、社会的警世书和人类的忏悔录。他用思想的尊严维护着诗歌的尊严，同时也通过对诗歌至真至纯的追求，提纯着生命的质量。当生命和诗歌真的合二为一的时候，王鸣久的诗歌和灵魂又提升了一个新境界，在那里，苍茫的世界和内心会变得更加丰富而纯净，淡定而饱满。 　　在李松涛和王鸣久这些现实主义诗人那里，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献身者的冲动、豪迈和悲壮，还有英雄主义的历险、无畏和豁达。只是，在他俩之后，这种直接对历史、政治、文化进行剖析的诗人几乎难觅踪迹。但现实主义没有断流，而是以另外的方式存活在更多的写作者那里，就像云化成雨，雨又蒸发成水分子。在更年轻的诗人那里，这种家国情怀，化成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宏大叙事化成了对具体事件的发言，诗歌从政治回到了普通生活，从宏远回到了身边小事，从专项题材的整体叙述变成了即时即写。 　　这种变化即使在王鸣久自身写作中也在悄悄地蜕变着。包括这本诗集中的这组《落日? 背影》，虽然是通过一组悲剧人物对历史和政治反思，但文本上更倾向于唯美，这是一种潜意识，说明王鸣久对诗歌文体自身魅力的迷恋。自2013年以来，他的几组短诗干净又宁静，清澈又澄明，散发出一股禅意，出现了大道至简的境界。这种变化也表明王鸣久从对现实的关注转移到对天地自然的凝视上，诗歌从尘嚣中超拔出来，展现出一种修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