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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烨 ：文学的新常态及其他 　　当下的文学进入了一个凝聚着新力量，混合着新关系，含带着新元素的“文坛新常态”。 　　说起当今文学圈里的大忙人、“大红人”，白烨算一个。每到岁末年初，他都格外忙碌，现身京城的各种文学活动场合，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会、文学奖项评奖会、年度好书颁奖仪式……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致辞、发言、投票、评论，指点文坛江山。 　　这背后他的付出是，生活中、会议间隙的闲暇时间全都用来看书稿。平时三天看一部长篇作品，一遇到开会、活动的密集期，只好在这场活动的间歇翻看下一场要研讨的书。来不及细看只能匆匆浏览，也是常有的。谁也不知道他每年得拿出多少时间和精力做这些事，但绝不是个小数目。 　　不在文学现场的普通读者则会留意到，很多青年作家的处女作都是经白烨看过之后才问世的，他们的新书上有他写的序言或推荐语。他十几年前主编和出版的《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等，以及知名文学品牌“布老虎”丛书，至今都是部分人案头的常备书。这个时候，白烨不只是文学批评家，更多的是扮演出版策划人的角色。他对文学的敏感，选编书的眼光和品位，常常使他能得风气之先。 　　白烨又是个学者，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研究新的文学现象，为文学现状和年度文情做学术考察和梳理，亦是他的本行。他主编的《文学蓝皮书：中国文情报告》和《中国文坛纪事》两个项目如今都进行十余年了，乃是对新世纪文学及中国文坛的持续观察。而这些年他个人的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也相应地形成了一些特点，即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梳理与把握，以及对新的文学群体、新的文学现象的关注与捕捉等。 　　许多文学现象的命名都和白烨有关。前些年，在一次女性文学研讨会上，为了区别于以往关于女性文学写作的研究，他贡献了“她世纪”这个概念。去年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8届学术年会上，他对“文坛新常态”进行了概要总结。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白烨等人的推动下，“80后”一词在文坛内外广为人知，盛行已久。白烨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正在编专门评介80后作家作品的文集，其中涉及到他对80后文学现象及其意义的认识，也有他对个别文本的解读等。 　　“作为注重‘自我’，张扬个性的一代，‘80后’其实是由丰繁个体构成的多样群体，这一群体与我们这一代有诸多的不同与差别，而正因存在着不同，才需要走近，正因为存在差异，才需要对话，并在这种走近与对话中，彼此了解和相互改变。”自2003年开始，白烨就一直关注80后作家的创作，也追踪了他们近年里的分化状况。用他的话来说，这期间自己受过许多累，包括顶撞、误解等，但也受过许多惠，如撞击、启迪等。 　　因为总在大力培养文学新生力量，白烨在很早以前就被称为“文学的保姆”。直到现在，他都不敢接受这个名号，“这只是一个形容罢了。问题是，谁敢做，谁能做？因为你当不了他们的家，只能是在相互走近中交朋友，相互交流、理解、影响。而且，有时候，你关注80后，不能以长辈的口气去刻意地教导，否则适得其反。”也就是说，在代际交流中，他信奉的是降低姿态，平等对话。至于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可先不去管它。 　　直面现实对作家构成挑战 　　卢欢：《文学蓝皮书：中国文情报告》和《中国文坛纪事》这两个项目背后各有一个团队么？每次出版的著述在多大程度上打上您个人的烙印？ 　　白烨：两本书的情况不尽相同，一本是团队成果，一本是个人编著。《中国文坛纪事》是我个人主编的，可能个人色彩更浓重。《中国文情报告》有个课题组，这个团队有八个人，其中四个是中国社科院的，四个是中国作协的，由我来主持、主编、统稿。报告中的长篇小说综述、理论批评综述，由我撰写。还有个总报告也由我来写，用万把多字的篇幅对年度情况进行总结，主要是概述年度文学大致走向，对一些重要现象、文坛事件进行解读，并提出一些存在的问题。一年长篇小说有四千多部，择取什么，选评什么，都需要看过作品之后再权衡，因此难度非常大。我一年光看作品就要看一百多部，几乎三天要看一部长篇，也只有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才能做出选择，谈出观感。 　　卢欢：我看到2014年出版的《中国文情报告》有这样的总结：与往年相比较，2013年间，各类文体的写作中现实性普遍增强，各路作家的倾斜和回归“使得现实主义的写作成为蔚为大观的时代风尚”。可否说反过来，目前中国也迫切需要现实主义文学？ 　　白烨：现实主义文学的确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很多作家擅长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同时，咱们的阅读传统也有这样的倾向，很多读者也是这种口味培养出来的，也愿意看这类书。再一个，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我们说当下不只是指眼下的，而是包括二三十年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包括变化中所带来的阵痛和问题。这是我们强调文学的现实性时所依托的东西。文学必须建立在这样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