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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互动和文学想象 　　随着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对路遥的阅读和接受在2015年又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与以往高校图书馆简单的借阅榜单的排列不同――虽然在这个榜单里面路遥的作品从来都在前五名――2015年的阅读似乎有更多的意识形态的指向。最高领导人毫不讳言他对路遥的喜爱甚至是一些隐约的私人情感，而媒体在一贯的跟踪造势中似乎也意识到这其中隐含的重要信息。毕竟，在“纯文学”和“审美批评”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坚固的“文学制度”的情况下，在严肃的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谈论路遥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甚至是一种美学上的不合时宜。片面的言论依然甚嚣尘上且两极分化，褒扬者不惜冠以“伟大”等宏大空泛的封号，而在另外一些莫名其妙以己度人的网络评论中，路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意淫”的作家，其立论基础不过是建基于庸俗的以金钱和地位为唯一标准的价值观。这说明文学在当下的中国精神生活中依然是一个毫无共识的意见的飞地，但同时因为这种“毫无共识”而蕴含着多种的可能性。而对于路遥的真正有意义的阅读，在意识形态、媒体、专家和普通读者的众声喧哗中，或许可以重建一些基本的路径。 　　在今天的语境中来重读路遥，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应该选择何种方式？诚然，作为一个朴实的读者，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放入到路遥的故事中去，感受高加林和孙少平们的喜怒哀乐，但这显然属于一种稍微普通一点的阅读，缺乏意义上的“生产性”。事实上，路遥并非一个以“故事”取胜的作家，任何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读者可能都必须承认，《平凡的世界》中的故事并非那么具有吸引力，而且有重复、拖沓之嫌疑，把我们裹挟进强烈的阅读甚至一再重读的欲望的，恰好不是这些故事，而是路遥小说展示的广阔的社会风景和历史内容，以及无处不在的“叙事人”对社会历史的态度、情感、议论，这些拓宽了小说的面向和容量。尤其可贵的是，路遥毫不掩饰通过文学去把握全部历史和社会的野心和抱负，并把这些可能稍显观念化的东西落实于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通过文学完成了一种社会的规划和想象。社会互动和文学想象以及路遥勾连这两者的方法，可能正是我们今天重读的起点。 　　一 　　完成于1980年的《人生》讲述的是农村知识青年进城失败的故事。以前我们对这个小说关注的重点是“进城”这一核心命题，这一关注可以说非常具有80年代气质，因为在80年代的历史叙述中，城乡结构下的进城叙事是一个基本的书写模式。同为陕西作家贾平凹在1981年发表的《浮躁》中已经隐约涉及这一点，金狗作为一个农村中的有为青年，以一种顽强的意志实现着自己的进城欲望。我们知道，“进城”在80年代的语境中，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迁徙，而更是一种社会身份和自我意识的彻底位移。在另外一个作家铁凝的《哦，香雪》中，“城市”和现代化由外而内，对乡村姑娘香雪产生了强烈的“震惊”效果，城市与现代化固然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想象方式，但是铁凝以一种朴素的敏感意识到了这一“震惊”背后可能潜伏的心理和精神危机。它以温婉的抒情风格暗示了一种可能性的悲剧，在“进城”的叙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刻，也许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潜在的重要问题，那就是，高加林们（包括金狗、香雪等等）可不可以留在农村？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不能留在农村？从《人生》的叙述来看，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如果高加林继续做民办教师，那么他显然不会进城，即使仅仅是民办教师，也许能够暂时安顿高加林躁动的灵魂。但是，这个前提不存在，因为小说的开篇就交代他的民办教师被撤换掉了。其次，如果高加林和刘巧珍结婚，成为一个合格的农民，甚至成为一个农村中的“能人”，通过劳动而获得财富、地位等等，他仍有可能留在农村。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虽然路遥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却依然把这种可能性终结了。我觉得这是《人生》中最饶有意味的地方，为什么这么多的可能性都不能抵挡进城的欲望？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始乱终弃的故事了，而是更深刻的社会进程在推动着小说的发展逻辑。实际上，《人生》作为一个文本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语境，这一语境就是，“十七年”和“文革”的激进实验在农村失败了，大集体、人民公社的模式在农村已经行不通了。这是问题之关键所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动机是改变中国农村落后的小生产方式，促进农村的现代化进程，试图通过经济、文化上的“社会主义化”建设起所谓的“新农村”。现在“新农村”不仅失败了，而且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新农村”重新变成了“旧社会”，高家村成了“官”（高明楼）和“商”（刘立本）控制的小社会，这个社会结构重新构成了一种压迫体系，高加林在这个压迫体系里面属于弱势群体，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优先的位置。这正是《人生》和《小二黑结婚》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在《小二黑结婚》的历史语境中，旧社会在党的领导下变成了新农村，因此，小二黑和小芹可以成为“新人”，并借助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