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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与我们的时代 　　尽管在许多科幻研究者那里，“科幻”作为一种题材，其源头可以上溯至凡尔纳的系列小说或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等甚至更早，然而就今天这种有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的科幻文类而言，恐怕被更广泛接受的起点是H.G.威尔斯的一系列小说创作。活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文坛的威尔斯，始终以人文主义者的身份来界定自己，积极地投身于促进社会变革的运动之中，希望以一己之力教育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公民”。他曾短暂地参与费边社的活动，后因理念不合而退出，也曾参加过赫胥黎的实验室，对于进化论与生物学有很高的信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他创作的重要分水岭：他将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不同国族之间的隔阂，认为世界最终将消除分歧、消弥战争。因此，战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写作《世界史纲》和《生物学大纲》等“教育世界公民”的通识读本上，希冀以此来让人们认识到“世界大同”的历史趋向；而如《隐身人》、《时间机器》、《星际战争》等开启了诸多科幻写作分支的作品则大多写于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些小说寄寓着威尔斯更为乐观的社会变革想象和更直接的社会批判，与凡尔纳等带有科幻色彩的创作相比，有更明确的现实指向，而不仅仅是“科学”加“幻想”所能概括的。 　　关于威尔斯的粗略勾勒，显现出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渐兴盛的“科幻”写作最初便携带着的重要维度，即试图以某种隐喻的方式来回应现实问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上半叶，由雨果?根斯巴克创办的美国《惊奇故事》杂志为科幻小说提供创作平台的同时，也大大拓宽了其主题与再现方式，推动了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海因莱因等在今天被誉为“科幻大师”的早期科幻作家的创作，折射着美国文化的多重面向。此外，冷战历史也构成了另一重要维度。已有的一些研究指出，美苏争霸所激起的科技竞争，为科幻小说与电影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以昂扬的科学信念助推更广阔的科幻想象空间的同时，也激发了关于科学自身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普及与迅速自我更新，再度拓展了科幻的题材，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科幻写作的生态，比如粉丝文化与同人写作的影响等等。时至今日，不仅科幻小说与电影自身构成了重要的叙事脉络，一些带有科幻色彩的叙事元素――如错列历史、时间穿越、赛博空间、人工智能等――也以各种样态广泛渗透在大众文化文本当中。 　　相对而言，中国的科幻创作较为“晚近”。同样，尽管中国带有科幻性质的写作可以向上追索至晚清甚至更早，但作为一种拥有稳定的类型文学读者的通俗文类，它的兴盛时期则主要是在20世纪晚期，其核心与基础是围绕着《科幻世界》杂志所形成的作者群与读者群。2015年8月，刘慈欣以其长篇小说《三体》（第一部）摘得美国科幻大奖雨果奖，被看作是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不仅令国内科幻爱好者欢欣鼓舞，同时吸引了大量媒体和非科幻读者的关注；而《三体》电影的拍摄以及“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口号，则更将“科幻”二字推至聚光灯下。那么，当“科幻”显然溢出了一类文本、一个命名或者一种题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文化事件意味时，对科幻的读者与陌生人来说，它便成为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换句话说，究竟是什么给予了“科幻文学”以持续不衰的生命力？它为何能够不断超越自身的界限，整合起越来越多种类的读者呢？ 　　在总体上思考科幻文学并不简单。对一个正处于快速生长中的、包容性极强的叙事文类而言，任何角度的概念界定都意味着一种不同的文本切割方式。在文类上，正如《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的序论中所说，“困难（科幻小说范围的无边无际）在于一个严峻的事实：它既是程式化的，又是超越类型的。这是一个很容易陷入类型之中的模式。这个模式是灵活的，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新的设计构思总在不断涌现。科幻小说可以同时做到既遵循常规，又别出心裁。”（布莱恩?奥尔迪斯、戴维?温格罗夫著：《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也就是说，科幻文学是一种反类型或者超类型的类型文学，因为它既包含自我重复式的规则，又总是崇尚打断、突破这些规则的写作。在主题上，它介于“科学”和“神话”之间，甚至可以说是现代神话――不仅许多科幻小说直接重写、反写或者借用神话素材，而且在叙事上也时常重复神话式的叙事，尝试想象性地为人类所置身的环境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解释，只不过它使用的方式不再是象征性的，而是以现代科学或现代理性为基准。在区分“科幻”与“玄幻”小说时，科学或技术成为最为关键的衡量标准，然而在许多科幻题材的大众文化文本当中，如动漫、电视剧、电子游戏等，“科学元素”则大多仅提供基本前提或是情节桥段，而并非寻求总体上的掌控性与逻辑自洽。 　　有趣的是，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援引其与勒奎恩的对话，认为科幻小说本身的界限就很模糊，而如果硬要给它一个宽泛的定义，即“今天的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话，那么这显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