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题材的生态困境.docVIP

科幻题材的生态困境 　　科幻文学在中国虽然很早就得到提倡，但五四以来一直都不甚发达，其原因或许主要在于：科幻文学虽然与科学有关，但在20世纪饱经忧患的中国，最切要的却是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很难在现实的苦难中仰望星空，探寻宇宙的奥秘。新世纪以来，科幻文学在中国崛起，以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为代表的科幻作家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幻作品，在整体上提升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水平，为其发展及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期孙佳山、赵柔柔、苏傥君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谈科幻文学与电影，各有新意，希望他们的观点能引起关注。 　　无疑，科幻题材影片是现代性的产物，正如科幻题材文艺作品是启蒙运动的结果。从19世纪中期伊始，凡尔纳、威尔斯等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所创作的具有科学幻想成分的文艺作品就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而自从1902年梅里爱拍摄了世界第一部科幻电影《月球旅行记》以来，科幻题材也逐步进入到了电影领域。1926年在美国出版的《惊奇故事》杂志，创造了“科学幻想”这一名词，科幻作为一个逐渐体系化的现代概念，完成了与启蒙时代之前就有着深远脉络的各类幻想题材作品的分野，具有了继往开来的生产性。 　　二战之后，随着社会秩序的重建、影视技术的日渐成熟，在大众文化工业生产的逻辑下，科幻题材也在电影领域呈现出相对清晰的题材分类，从最初的充满了科技性特征的乌托邦的先锋探索，一步步走向了异邦文化反思的梦魇呈现。而在这个过程中，生态话语起着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因此，从生态话语切入，将是我们完整把握当下科幻题材影片全貌的强有力抓手。尤其是近年来，以《2012》、《阿凡达》、《地心引力》、《星际穿越》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当代科幻题材影片在全球热映并引发持久的讨论和争议，足以说明这一话题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和热度，也充分地暴露出全球资本主义过度发展的深层次困境和当前全球中产阶级趣味自我想象的边界，同时也佐证了全球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 　　生态话语对科幻题材影片的逐步渗入和掌控，与全球范围内对生态问题的认识的逐步深入几乎是同步的。1963年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出版了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寂静的春天》，惊世骇俗地提出了农药将严重危害人类生存环境的旷世预言。在此之前，生态问题从未进入到人类意识，卡森也因此遭受了空前的诋毁和攻击。直到1972年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人类需要有意识地保护环境才正式成为一个问题逐步浮出历史地表。此后，生态文学、生态电影、生态哲学等一系列新兴文化艺术现象和知识学派才得以蝴蝶效应般地陆续产生和发展。在电影领域，科幻题材影片开始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是发生在1990年代，并且也是到了新世纪以后，生态话语才在不同题材的类型片中被赋予了普遍性价值。确实，几乎所有近十余年来全球热映的影片，都多多少少地涉及了生态题材。作为非常适应3D、IMAX，包括已经初露峥嵘的虚拟现实技术的科幻题材影片，在充分消化了当下最为时髦的生态话语后，也更为如鱼得水地讲述着现今时代的“主旋律”。 　　因此，作为在1970年代前后才浮出历史地表，并且在世纪之交才开始进入到大众文化领域的生态话语，实际上是非常晚生的产物，但在今天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俨然已经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普遍”真理。尤其是在我国，美丽中国、节能减排等概念的提出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这也意味着下到娱乐文化消费，上到国家宏观政策，不同层次的审美诉求在这个领域都能愉快、顺畅地达成共识。生态话语在今天的大众文化政治实践中，具有“旗帜”性的号召力量，是大众文化的深层次审美需求的喷发焦点，任何需求和消费的呈现和表达，只要沾上生态话语，就能立即获得大众文化领域政治正确的“豁免权”。所以，生态话语、大众文化的生态政治，进入到电影领域，特别是以科幻题材电影的形态来呈现，不过是上述时代逻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必然结果。 　　以科幻题材影片为代表的文艺作品，无论是早期的以1930年代的《未来的事物》为代表的，对科技改变未来的进化论式的科幻史观开始产生质疑的影像追问，还是二战后以《宇宙静悄悄》为代表的反思性越来越强烈的，通过异托邦的视觉呈现来构建的各个角度的文化反思，它们始终都具备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其不可替代的前沿性和展望性。只不过这一切，在今天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困境，我们被完成循环论证的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牢牢地禁锢在“今天”，这恐怕是远比“囚徒困境”还要难堪的境地。因为我们即便完成《星际穿越》般的壮举，也依然是在“明天”回到“今天”，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最精简训诫，也就是相信“今天”。无论是《未来水世界》、《后天》、《2012》，还是《阿凡达》、《云图》、《星际穿越》，贯穿于这些不同线索的科幻题材影片背后的，由生态话语驱动的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人类活动关系的二元对立式的二分法，其实只不过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