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晚明现象”.docVIP

耐人寻味的“晚明现象” 　　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葡萄牙人便在十六世纪初叶开始渐次东来亚洲，向明朝提出通商贸易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这些葡萄牙人便滞留中国南方沿海岛屿，与民间商人私下进行商品交易。由于这种交易获利甚丰，所以沿海岛屿上的贸易迅速发展兴旺起来。仅浙江宁波江口外的双屿岛（今普陀县六横岛）上的交易额每年就达三百万葡元以上，一时间，这座荒无人烟的岛上建起了医院、教堂、市政厅、慈善堂，居民达三千余人，俨然成了一个小商镇了。当时中国南方沿海的走私贸易盛况，由此可窥一斑。 　　实际上，正如《晚明史》及其他史书所说的，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究其原因，这些从事海上走私贸易活动的人们皆为生计所迫，由于沿海地区务农打渔不足以维持温饱，海上贸易便成了他们的生计出路。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可以看出，海上走私贸易在明朝初叶已经是朝廷十分重视的“严重现象”了。然而这项实行了将近二百年的海禁国策，在沿海省份地方政府的具体落实中却时紧时松，一些官员深知海禁无异于断绝沿海民众的生计出路，海禁强力推行的结果，只能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大患。例如，嘉靖年间朝廷强力推行海禁，武力进剿海上走私贸易活动，造成了沿海地区将近半个世纪骚乱频出，国无宁日。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府对海禁并不持积极态度。个别朝廷命官动用官兵强力推行海禁，如朱纨奉命打击海上走私贸易，严厉查禁泛海通番，捣毁贸易场所，给海上走私贸易重大打击。结果竟是朱纨遭到朝廷里浙闽籍官员的攻击，迫使他罢官回籍，含恨自杀。所以，海禁不仅遭到民众的反对，在许多官员那里也不受到支持。 　　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为政乏善可陈，唯“嘉靖大倭寇”是其有声有色的“政绩”，但剿“倭”的结果却使国家几十年困于“倭患”，不仅朝廷上下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国家因此也无端地耗费大量财力。这状况其实都是嘉靖朝廷积极推行海禁政策、常年进剿假倭寇造成的。然而假倭寇并不因官府进剿而减少，“倭患”竟愈剿愈烈，假倭寇最终发展成武装贸易集团，从朝廷到地方官府都深受其扰，却无可奈何。直到嘉靖皇帝驾崩，“倭患”也没有得到平息。 　　明朝的海禁如上所述，断绝了靠海上贸易吃饭的沿海民众生路，这是一项无视民生的暴政国策，统治者对底层商民靠海上贸易维持生计的现实情况置若罔闻，看不到长期存在的海上走私贸易之所以屡禁不绝，主要原因在于海上贸易是当地民众不可或缺的生存出路。朝廷不为民间提供正常的贸易渠道，却要实行海禁断绝他们的生路，这样的国策只能陷民于绝境。所以面对官府的强权海禁与大军压境的进剿，那些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不得不拿起武器与官兵抗争，捍卫自己的利益，保护唯一的生计出路。在官府进剿中日渐强大起来的王直武装贸易集团，其实是“官逼民反”的结果，是海禁暴政的必然现象。 　　新朝皇帝明穆宗与大臣们接受前朝海禁与“剿倭”的教训，“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们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以此为契机，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开禁后的私人海上贸易，到万历年间空前地兴旺发达起来，不仅使沿海民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带动了内地养殖业、加工业及其他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晚明社会，这便是史书上说的“文治响盛”时代的由来。开放后的海上贸易带来的国内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形成了整个社会百业兴旺的商品经济景象。全社会各个行业勃发的生机，给晚明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出路多元、文化多元、追求多元的社会生存环境。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水平、从业技能、兴趣爱好，去从事能体现自身价值的职业。人人享受着从活跃的商品经济中带来的衣食丰足、精神自由的生活。特别是读书人“士”的价值追求与人生道路有了多种选择，前途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可能，不必唯走科举一路。晚明人的这种社会生活状况，在大量的野史笔记与明清小说中得到了丰富多彩的展现。 　　备受明朝遗民怀念的“文治响盛”时代，在三千年中国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因为晚明以前历经二千五百余年的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晚明社会那种如火如荼的国际贸易带来的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晚明的商品经济毕竟是脆弱的，它经不起昏庸无能的朝廷对内对外错误国策的折腾，最终被1644年满清王朝的强权统治所扼杀，使中国社会进入最黑暗、最反动的文字狱时期。活跃的晚明商品经济之所以出现，纵然与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带来的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然而其“滥觞”还是隆庆皇帝敢于打破祖制，开放海禁。应该看到，晚明皇帝开放海禁，决不是什么“皇上圣明”、“体恤万民”，而是迫于嘉靖皇帝几十年的海禁失败，苦于屡剿不息的“倭患”，做出的一项不得不打破“祖制”的国策。也就是说，开放海禁实质上是那些假倭寇为了生存，敢于与官府长期斗争的结果。如果那些假倭寇被彻底剿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