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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确证的艰难跋涉 　　摘 要：姜文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从文学而来转译生成，让更加集中的叙事线索构成了一段马小军的个人成长志，其间的女性形象恍如匆匆过客，帮助马小军完成一场“父之名”、“父之法”的自觉内化。在对“文革”的个人化历史言说方式下，电影胎带了原著小说的价值立场，又显示出矛盾和犹疑。 　　关键词：改编;自我确证;他者;女性;青春 　　无论是作为导演还是演员，姜文始终如一的激情飞扬就像一道独特景观。姜自编、自导、自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下简称《阳光》）甫一出现即技惊四座，在全球各大影展上一路斩获诸多大奖。姜文的电影则更像是一部马小军的青春成长志。通过分析不同叙事策略背后暗流汹涌的深层蕴藉，我们也区分出姜文和同时期的第六代导演在表现“青春独语”问题时的差异呈现。 　　一、空洞的能指：暧昧驳杂的他者 　　有别于原著小说意在刻画“文革”青少年亚文化群像，电影《阳光》削删无关细节，让成品更像是一则现代人的成长寓言。于是我们看到了誓言“消灭美帝国主义”的童年马小军，撬开父亲抽屉把自己打扮成得胜将军的少年马小军，以及坐轿车缓缓驶过长安街的中年马小军。人物儿童、少年、成年时期互相衔接对隼，集中的故事线索清晰显影出马小军的自我确证之漫漫长途。而影片中的“他者”的形象仿佛是暧昧而驳杂的存在，协助马小军完成一段从蒙昧走向觉醒，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心路历程。 　　在这里，我们借重拉康的后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来具体分析马小军心灵内宇。拉康修正完善了弗洛伊德的主体性理论，他认为，男性的成长经历与其说是迫于具体的、有形的，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毋宁说是“父之名”、“父之法”的自觉内化的过程。在拉康的表述中，女性形象首先是个差异性的他者（the other），是个不完整的、匮乏的形象，或更确切地说，是个被阉割的，饱受“父之名（Name-of-the-Father）”、“父之法（Law-of-the-Father）”的威胁和创伤的象征。如果男孩不顺从“父之名”、“父之法”，不能彻底告别俄狄浦斯情结，父亲将把你变成女人。于是，男性主体身份的进一步确认与象征权力的获得，始终包含着驱逐女性所引发的象征焦虑和创伤记忆。途径之一，就是物化女性身体，将女性视作欲望对象或观赏对象，从而成功放逐并遮蔽女性身体所传达的象征威胁与阉割焦虑。[1] 　　首先电影重置了父亲的形象：在为数不多出场中，父亲都是以伟岸的正面形象出现。送父出征的情节中伴随节奏激烈的《革命风雷激荡》，镜头模拟马小军的儿童视角，仰拍疾驰的飞机，又大特写飞机螺旋桨，翱翔蓝天的飞机如同一只金属外壳的大鹏，表征着父亲男权力量的蓬勃有力。小说中父亲一直是个哑默而孱弱的存在，同是撞见米兰和马小军的交往，他只是教导马小军不要过早恋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影中的父亲，不动声色识破马小军的谎言，干脆利落给了他一记耳光。伟岸睿智并闪耀着灼灼光辉的父亲，构成了一个高大纯正的男性榜样。抽身回望姜文其他电影，无不是充满血脉贲张的阳刚色彩，强烈的男性风格和硬汉形象是“姜文出品”的产品标签。《阳光》中巨大的毛主席雕像，“老莫”餐厅中的毛主席巨幅画像，高亢的时代歌曲《革命风雷激荡》、《国际歌》、《金日成将军之歌》，除了点染出“文革”背景，还渲染着激烈的理想主义和偶像崇拜狂热――这是一种对男性力量的崇拜，在当时意识形态的编码下畸形却昂扬向上的青春狂想。 　　更饶有深意的是电影增加了“母亲”的形象：唠叨、暴躁、苦大仇深。马小军母亲的扮演者斯琴高娃丰腴，甚至有些肥胖的身形首先确立了马小军最初的女性感知。这不由让我们怀疑：马小军爱情对象的选择上，是否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映射――他所钟情的米兰是那样的成熟，其丰腴的形象是否也包含了女性美和母性美两者的模糊和 　　叠化？ 　　小说中马小军对米兰的态度始终是矛盾游移的：当米兰和玩伴关系日渐亲密之后，原本单纯明朗的形象出现了反转，以刻意贬低米兰的方式显示出一种不满甚至敌意。昔日那种温情脉脉的年少情愫转变为对米兰“贱相”、“丑陋、下流”[2]的鞭挞，甚至暗藏杀机： 　　“在我看来她的妖娆充满了邪恶。她是一个可怕的诱惑;一朵盛开的罪恶之花;她的存在就是对道德、秩序的挑衅;是对所有情操高尚的正派公民的一个威胁！”[2] 　　检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大大咧咧的余北蓓还是肉感欲望化的米兰，都是简单肉欲化的女性符号。电影中的马小军复写了“我”对女性的爱恨纠结，这种情绪同时又在浓缩集中的剧情中被放大，电影中他对米兰爱而不得的焦灼和最后无奈挣脱的过程，倒更像是一场拉康意义上的对“父之名”、“父之法”的顺应。 　　在诉诸表意的文字中，原著作者用无可名状的馥郁香气来烘托“我”初见“画中人”的震撼，而视听具象化的电影中，导演安排马小军在望远镜的眩晕中，和“画中人”米兰相遇。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