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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湮没的历史与记忆 杨辉 1979年生，陕西蓝田人。陕西师范大学文艺与文化传播学在读博士，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师。发表论文及小说多篇，著有《终南有仙真》《小说的智慧》《骊山释道》等。 　　过于聪明的作家，即便并无狂乱年代临深履薄动辄得咎而致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创痛，却也总能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不冒书生傻气，知晓言语的界限和行动的法则，要在规避矛盾不触底线，于“主义”划定的范围内，怡然自得做乡愿式的掌中舞。如安黎先生这般“不合时宜”，情愿绕开当代文学六十余年的基本传统，接续五四一代知识人批判的精神本色，标举“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的个人立场，以“关注社会，对人们的命运、未来、社会的走向给予意见”为目的，有担当的勇气和责任意识，不哗众取宠，不追名逐利，不妥协，不骑墙，不放弃批判和反思，拿文学来做改良世道人心的手段，且用力到极深处。在当下文坛，虽不能称作独步，至少也算得上是罕有其匹。 　　安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大致相类于在中国绵延千年，与政道、治道相辅相成也相生相克的“士”的传统，近现代则以鲁迅为典型。西方有苏格拉底首开其端，较近以斯宾诺莎、伏尔泰为其典范，至二十世纪则群峰竟起蔚为大观。他们身居斗室却心忧天下，沉迹下僚也能志存高远，不泥于一己之利害得失，不依附任何阶层与党派，故笔锋所指，常能洞幽知微，见常人之所未见，言常人之所不能言不敢言。 　　自晚清首开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以来，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意识形态规训，至“文革”达至巅峰的古今中西之争中，西方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胜出，已然使得传统文化延续千年的精神血脉被迫中断。而为此文化所化之人，若恰逢国家民族贞元之会，绝续之交，必得面临精神选择的创痛和难于应时而变的尴尬。历史选择过程中的大拒绝与大遗忘，注定了一时期一代人被湮没被边缘化甚或被敌视被清除的命运。地方史志和个人记忆，均可作如是观。 　　关庄镇虽不过是偏居北中国一隅的普通小镇，据有面积未必很大，在历史上或许也算不得知名，然自有其无从替代，不曾为风挟裹席卷而去的独特记忆。这记忆一旦与百年间的历史氛围相触遇，其作为文化问题样本的价值自会瞬间凸显。这个曾经孕育过柳公权、柳公绰、傅玄、傅咸等众多天骄，缔造先贤坚守道德人性的文化人格，赐予他们精神魂魄的土地。厚实的文化底蕴，独有的精神骨血，却无力抵抗近现代历史潮流历史逻辑强大的规训力量。固有的精神传统既已断裂，新的价值依托却迟迟未能形成。技术的手段改变的只是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身体处境，而他们的精神，几乎无可挽回地滑向了先贤坚守的价值的另一面。若非如是，又怎会有李逵父子和莫先生所持守和代表的精神价值的衰微以及“民之学”被湮没的历史命运？ 　　“民之学”的被迫消隐和废弃以及为之呕心沥血奉献终生的前辈们的个人遭际，表征的，其实是中国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的根本变化。官僚机构前所未有的膨胀和列宁式的政党组织的完备，使得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一再萎缩而至于消失。传统社会“士”的阶层的衰落，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历史语境，也使得作为村庄“道德的活标本”，“村庄秩序的捍卫者”和“民间习俗的守护者”的乡绅无处容身。“政治就是划分敌我”，而敌我的划分往往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划界行为。稠桑中学所开设的公民课，因其基本的思想资源，来自林肯和卢梭等人。而礼仪课“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产，是一条从中国的远古奔流而下的河流。”“西方哲人宣扬的‘爱’，中国圣贤力挺的‘仁’，都在礼仪的教材里，有所渗透，有所体现。”凡此种种，在特定年代古今中西之争中，均属必然败北之列。而“教员无需给学生灌输某个党派的优越性，也不必既强迫自己又强迫学生必须拥护与忠诚某个党派。”这一点，恰恰是特定时期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思想规训过程中的着力处，难脱被驯顺的历史命运。意识形态的划界行为，背后自有其运行逻辑，有其基本的话语秩序，有它的赞成与反对，而不幸若被归入反对之列，即便并非罪大恶极，要想全身而退，恐怕也非易事。 　　若非怀有浓重的现实关切，洞悉造成时下知识人独特生存境遇的历史根源，作者不会不厌其烦地强调村民们对教员的尊敬，以及这种尊敬如何体现为对文明和文化的尊崇。他花费笔墨重述军阀冯玉祥在稠桑中学落成典礼上的那一通慷慨陈词的即席演讲的独特意蕴，以莫先生雷天一等人的个人遭际为背景，或许只能归之于历史进程中必要的丧失。只是因这巨大的丧失而铸就的痛苦记忆，却还得面临被湮没被遗忘的命运。 　　个人记忆和历史的宏大叙事之间，总难免存在张力和裂隙。个人以其无法平抚的内心伤痛，不时叩击历史言说的边界。面对十分惨烈的墓坳之战后孤寂的坟场，作者力图撕开那“绿黄相间的裹尸布”，让我们看到肤浅的地表之下无数残破的尸骨的抽搐，听到无数无所归依的游魂的呻吟。更为沉重的追问直指历史言说的紧要处，“不同的灵魂皈依，不同的目标追寻，在不同的利益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