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北农村经发展模式的再探讨.doc

在以往的经济史研究中，市场一般被作为一个单独发挥积极作用的要素加以考虑。市场透过价格机制构成了调节经济行为的“看不见的手”，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进而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在缺乏提高劳动力生产率技术引进的中国传统农业中……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而这种动力所引起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又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1] 　　当然，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市场化的加深并非总是导致经济发展。他们针对这一悖论设计出一套进行辩驳的逻辑思路：即将“完全竞争市场”先验地定义为一种完美的经济秩序，并以此为标准展开讨论。一旦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则完全归因于国外资本的入侵和垄断以及本国政府腐败对市场机制所起到的破坏作用。假使能够去除一切外在的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就能发挥其资源配置功能，并使经济走上康庄大道。最常见的学术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市场具有两面性，尽管其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操纵下，发展过程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但是其发展本身却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流通。 　　实际上，这种为市场化辩护的思路所依据的是一种两面性区分法。其对市场的两面性划分并非源于市场机制自身，而仅仅体现于对“完全竞争市场”的憧憬与外界干扰因素之间的对立。由此，市场机制的弊端得以开脱，并被认为如果不存在外在的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必将发挥积极作用。这种对市场的解读方式源于“市场完美主义情结”，深受占据当今经济学主流学派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将市场作为一个对经济运行具有自发调节并使之实现最优化功能的要素来考虑，认为市场不过是通过供求关系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忽略了权力因素在市场机制中所起到的作用。 　　市场机制并不能超然于权力之外，其构建与维持本身即是与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所言，“自由放任不是一种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它是有待实现的目的本身”；“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2]而这种干预力量的存在对于放任自流的市场机制自身来说就是一个悖论。以贡德·弗兰克和阿明为代表的依附论者则将世界市场体系划分为“中心一外围”两个对立的层次。这一世界市场体系并非按照平等互利的准则进行，居于“中心”位置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世界市场秩序的掌控和“剪刀差”式的不等价交换，不断地从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榨取经济剩余；而发展中国家通过与世界市场接轨得到的，如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实际上大部分被发达国家侵吞。可见，权力对资源的分配过程是市场存在的前提。 　　既然权力的存在是市场机制构建与维系的前提，市场中资源的掌控、配置与流动也显然可以被理解为权力与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3]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近代东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事例。作为近代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其粮食商品化率达到53%以上。[4]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东北地区与世界市场逐步紧密连接，市场的导向作用使传统的东北农业愈发面向市场化和商品化，进而走上一条“发展粮豆贸易的商品化之路”和农业近代化之路。[5]事实上，东北农村面对的“市场”正是各种势力通过资源获取权力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有必要从权力与市场互动关系人手，对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重新探讨。 　　一、权力、市场构建与资源隐性掠夺 　　亚当·斯密曾指出，以市场内部的流通结构和运输手段改善为标准的市场范围扩大对商品经济发展发挥了突出的作用。[6]东北地区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正是由于市场范围扩大的结果。轮船、铁路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引进，使东北农产品市场与广阔的世界市场间的联系更加便利。而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又使该地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得到扩展，并使其商品化程度因市场范围的扩大而进一步加深。 　　不过，近代东北地区市场构建的实例说明，市场的构建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因市场范围扩大而自发生成的过程，它同样伴随着分配和获取资源的权力的扩张。市场仅仅是资源在权力之下进行分配的另一种形式，是通过资源获取权力的结果。对近代东北存在这样一种说法：自1860年开港后到1939年日本统制经济政策全面实行前，东北经济是“自由经济时代”。[7]然而，所谓的“自由经济时代”实际上从来没有在近代东北地区存在过，即使市场化本身也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事实上，各种势力对掌控东北地区资源的权力争夺贯穿于东北地区对世界市场开放的整个过程。1860年后，英俄等外国势力开始大规模渗透东北地区，清政府对东北资源的封禁政策实际上已经无法维持。尽管东北地区“自开商埠”的比率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然而大部分的东北商埠（86%）开放却是外国势力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推行的结果。[8]而中国的自开商埠多出于对外国经济势力入侵的应对，更多的是与国外经济势力争夺资源权力的一种尝试，而非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