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与五四运动有关系的人”.docVIP

“我是与五四运动有关系的人” 　　毫无疑问，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人之一。陈独秀在蔡元培去世之后曾发表感言：“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 　　在很多人的眼中，胡适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胡适自己却说：五四运动不是我胡适之搞出来的。因为事实很清楚，“五四”当天，胡适不在北京，他在上海招待从美国来华的杜威博士。直到5日，他才知道北京起了极大风潮。如果“五四运动”就指1919年5月4日当天的话，胡适确实是没有参与。但我们要明白，“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并不单指5月4日那天的北京学生游行示威事件。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得名于1919年5月4日由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的学生游行事件，在事件发生后的半个月内，人们对它并没有统一的称呼，一般把它称为“学生事件”“五月四日之事”“四日事件”“四日的示威事件”等。当年5月18、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前后发表的《罢课宣言》与《上大总统书》，首次使用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此后，“五四运动”这一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不过，一直到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成功，人们对“五四运动”概念的使用仍仅指5月4日事件。1919年下半年，“五四”的外延开始扩大为五六月间的群众运动。1919年7月，蔡晓舟、杨亮功一同编写的《五四》一书，其所用“五四运动”的涵义就不止“五四”当日，而包括了自5月4日示威游行至6月初政府之大拘捕、各地三罢斗争及对曹汝霖等3人的罢免、6月中旬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等内容。 　　目前已很难考证，究竟是何时开始又出现了广义五四运动之说，即扩大为不仅包括由学生、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社会政治活动，而且还包括五四事件前后主要由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新文学、新思潮运动。这样，五四运动就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即1919年的群众爱国运动与前后为期数年的新文化运动。 　　我们只要把“五四运动”放宽到6月，就会发现胡适在这场运动中是相当活跃的。翻检史料，我们会发现胡适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 　　一、维持北大： 5月8日，胡适从上海赶回了北京。当时校长蔡元培留下“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字条辞职离京，校事暂交原工科学长温宗禹署理。但当时北大工科势弱，部分教员对温并不信任。5月13日晚，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联席会议，商量维持学校办法，温宗禹、沈尹默、胡适等到会。会议决定由评议会、教授会各举三人协助温宗禹主持校务。评议会推举了王建祖、张大椿、胡适，教授会推举了黄右昌、俞同奎、沈尹默。六三事件发生后，北大教职员会决议，将王建祖驱逐出学界，继而温宗禹离校赴津，校务由其他五人轮流主持。由于胡适在教员中素有威望，在蔡元培校长离校期间，实际上是胡适在主持大局。当年6月，和蔡元培同在杭州的蒋梦麟致函胡适，表示蔡校长对于胡适尽力维持北大是十分感激的。 　　二、声援学生：1919年6月3日，北洋政府开始大肆逮捕爱国学生，连北京大学部分校舍也成为临时监狱。6月4日，胡适借了一张有京师警察厅的执照，走进学生第一监狱，也就是北大的法科，探望了被捕的学生。胡适注意到有的学生病倒了，有的学生还没有吃饭，就请北大的一班教职员买了面包送到监狱。之后，他写信给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以平实冷静的笔调介绍了学生们在监狱里的情况，被《时事新报》以《北京学生受辱记――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来函》为题刊登在6月8日该报的头版头条。文中充满对学生的同情，对北洋政府的愤慨及蔑视。 　　三、营救陈独秀：出于对爱国学生的声援，陈独秀撰写了一份名为《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向政府提出“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等5条要求。陈独秀请胡适将这份宣言译成英文，并自己出资印刷。据胡适回忆，6月11日，陈独秀与胡适、高一涵一起在北京城南“新世界”喝茶聊天，陈独秀从口袋里取出《北京市民宣言》向其他桌子上散发。过了一会儿，胡适和高一涵就回家了，陈独秀单独留下继续散发传单，随即被警察逮捕了。 　　陈独秀被捕的事，胡适直到当天半夜才知道，他立即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通过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对其进行营救。当时警察总监为安徽人吴炳湘，胡适向其递上保释呈稿，表示无论陈独秀平素言论主张是否适当，其用意无非基于书生爱国，请警察厅本着爱护士林的精神，交保释放陈独秀。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陈独秀终于在1919年9月间被释放出狱。 　　四、接编《每周评论》：1918年11月，陈独秀召集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创办了点评时政的报纸《每周评论》。当时胡适抱定“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