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中的“新人”形象与成长叙事.docVIP

“十七年文学”中的“新人”形象与成长叙事 　　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一个贯穿始终的叙事图式就是对“现代人”即“新人”的想象。这种想象从晚清梁启超的“新民说”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中的“新青年”“新女性”“现代人”“新国民”，再到延安文学以来至文革时期的“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工农兵”“无产阶级战士”，无不体现了中国式现代性的焦灼探索。而每一种想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意识形态势力，支撑着各自范畴内的美学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对“新人”的想象，已经成为凝聚人民、构建想象共同体、巩固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对于政权形象模糊、合法性亟待确认的新政权意义非凡。于是，权威话语开始焦灼地呼唤与寻找社会主义新人。新人形象与其说是自然生成的，毋宁说是被呼唤、被质询、被塑造出来的。其特点也呈现出某种共通性：新人大多生活在革命或者改革运动时期，身份主要为工农兵或小资产阶级，在先进思想的指引下，思想觉悟产生了深刻变化，获得新生并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致力描写与评论界看重的往往是故事的过程变化而非起点或终点，即由“旧人”“升级”为“新人”中间所走过的道路，这也是为什么像《青春之歌》这样以小资产阶级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仍旧可以得到肯定的原因。 　　这类叙事类型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了西方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理论为巴赫金提出，指的是人物自身性格随着情节发展不断变化的小说，用以区别古典时代传奇式小说中始终如一的主人公，比如《大卫?科波菲尔》《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而“十七年”时期描绘“新人”的成长叙事则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的规训，显现出某种中国式的“成长现代性”特征，为论述方便，不妨暂且称之为“革命成长叙事”。 　　首先，在革命成长叙事中，待成长为新人的主人公往往被设定为工农兵或者向工农兵转型的小资产阶级，且领路人/导师在新人成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主人公的选择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写谁”的问题，更标志着文学中一种新的审美范型的确立。鲁迅笔下的吕纬甫、涓生，巴金笔下的汪文宣，丁玲笔下的莎菲等五四时期软弱感伤的知识分子形象消失了，他们根本无法满足新的意识形态的期待，无法避免成为落后的“旧人”。工农兵成为新文艺的绝对主角，但他们也不是摇身一变就成为新人的，而是需要不断克服自身自私、愚昧、散漫等小农意识和传统劣根性，完成成长过程。朱老忠类似《水浒传》的草莽英雄气质，受教育有限的梁生宝几乎是个半文盲，李双双慑于丈夫的权威而无法参加大生产运动。他们都是在接受了党的思想教育才开始觉醒成为无产阶级战士，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 　　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新人形象则更加复杂纠缠。在革命成长叙事语境中，小资产阶级形象不可避免的被冠以某种先天的“原罪”和“落后感”。“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也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而为了拯救自己，成为新人，小资产阶级必须“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就为小资产阶级向工农兵靠拢和转型，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的成长，规定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我们看到林道静们的没来由的自我忏悔与反省，“呵，我原来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幻想家，我所理解的阶级斗争竟是粉红色的或者是灰色的，而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确是血淋淋的鲜红啊！……原来，我的身上已经被那个地主阶级、那个剥削阶级打下了白色的印记，而且打的这样深――深入到我的灵魂里。” 　　可见，无论是工农兵还是小资产阶级都存在着先天的局限性，“新历史赋予他们新主体的历史使命，但他们本身的原初匮乏或原初过失又不断从内部深层进行自我瓦解，从而使这种新主体形象一再出现内在冲突及裂缝情形”（王一川语）。而克服这种内在冲突，完成由旧到新的蜕变，就不得不借助某种外来力量的引导。关键时刻作为党的代表和革命象征的引路人出现，用新的面貌、新的概念、新的方法帮助主人公战胜困难，做出改变，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精神导师形象普遍存在于新人的成长叙事中，比如卢嘉川之于林道静（《青春之歌》），贾湘农之于朱老忠（《红旗谱》），王佐民之于梁生宝（《创业史》），罗书记之于李双双（《李双双小传》）。当贾湘农任命朱老忠为红军大队长并对他讲解革命道理时，朱老忠“一时激动，张开两只手用力把贾湘农搂在怀里”，“我的性命，是从老虎嘴里跳出来的。遇上了党，才活了过来。党教给我怎样和敌人作斗争，一个老农民才登上了政治舞台”。在这些语境中，引路人是主人公由旧人转化为新人的关键因素。更进一步看，“被压迫者的解放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