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至上”与“活着之上”的拉锯、纠结与挣扎.docVIP

“活着至上”与“活着之上”的拉锯、纠结与挣扎 　　一 　　作为阎真的大学同窗，我对小说《活着之上》中某些细节的微妙之处心领神会。比方说，在阎真这部小说里有一个细节：主人公聂致远到京华大学去上历史学博士；他提前到校了，一时没什么事儿干，就独自跑到故宫、颐和园去转了一圈儿；又跑到西山，与几天前火车上结识的、来自美国的“红学”研究者赵教授邂逅重逢。大家都知道，阎真本人并没有读过博士，更没有在北京读过博士，这个经历看似不可能是他自己的。但其实呢，这是他三十多年前上大学本科时的亲身经历。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把当年的这一小段经历移植到小说当中来了。1980年上大学时，我们北大中文系远在开学前半个多月便早早抵达32宿舍楼的新生大概只有我们俩――9月1号才开学，我们俩在没有迎新车接站的情况下，8月中旬就到校了。阎真到得比我还早。我本人之所以到得早，是因为当时我是贵州省文科高考第二名，考上之后觉得特别亢奋，就提前跑来了。阎真呢，想来是和小说《活着之上》里的聂致远一样的想法，早来就是为了拿到一个好一点儿的床位――靠窗。结果，我们俩不仅宿舍门挨门，也都靠了窗。这就是我们共同拥有过的那一小段往事。我们俩彼此一照面就一见如故、特感亲切，因为当时可能整个北大32楼，至少整个三四层空荡荡的楼道里就只有我们俩。这算是爆一个小料。 　　阎真在不同的场合里多次说过，他这本小说里的细节都是有所本的，没有一处全然出自个人的想象。这看来绝非空口无凭的应付之语。 　　或许还值得一提的一个现象是，真正由大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作家并不多，一向都不多。而阎真便是其中的一位，且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在座的各位与会者应该有很多都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当然，不排除像孙民乐教授这样的英语系或其他系别或专业出身的。毋庸讳言，当一名作家是我们这些有幸考入中文系的很多人都做过的一个梦，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考上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大多是各省各市各地的文科高考前三名。不像现在，摘得各省市高考文科前几名桂冠的都一窝蜂地涌入了商学院、金融学院或经济学院。我想，当时我们各个中文系的情景应该都差不多，上学之初开迎新会，系主任就都会跟你说：“可能让大家失望了，咱们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当年，阎真和我听到的这番话出自我们系的副主任费振刚教授之口。他本人是搞古代文学的，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属于极少数从来没想过当作家的一类。怀揣着作家梦的同学们冷不丁听了这番话，自然如兜头一瓢凉水，多半都会很失落、很沮丧。我当时就特别沮丧。 　　虽然系主任戳破了同学们的作家梦之后，大家难免都很沮丧，然而等到大家都毕业了，工作了若干年之后，发现不但最初当作家的愿望没有达成，就是真正搞文学的其实也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也是我的同级同班同学，我们中文系1980级一个文学班（含两个小班），六十余人，一个汉语班，四十余人，毕业后搞文学的虽然非常少，也还是有一些人：比如，《光明日报》的彭程一直坚持写散文，写得很不错；今天在座的阎真是写小说的，刚得了这个路遥奖；祝东力、张颐武则是大学和研究院里搞研究、搞文艺评论的。就整个北大而言，纯从作家的这个角度来看，1977级的黄蓓佳、陈建功，1979级的海子（法律系的），1981级的西川（西语系的），等等这些人都是作家――小说家或诗人。还有一个刘震云。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这些人大多在上大学以前，就已经是有作品、有实力的作家了，而阎真大概是唯一的一个例外――不算诗人的话。 　　就我所知，阎真至少从大学入学开始，就一直怀揣着当一名作家的梦，但始终都并没有什么有形状的作品，而是一直在暗自酝酿和修炼，且酝酿和修炼多年。就这一点而言，阎真堪称大器晚成。阎真作为我们的班头，比我们这些应届高中生大了那么几岁，我跟在他后面跑，知道他一直是心心念念地想当作家的。而即便大学毕业若干年后，他去了加拿大留学社会学，有了一番波折之后，他也还是一直在做着自己的作家梦――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就是这段留学经历下的一个蛋；当然了，它还有另外一个书名《白雪红尘》。作为一名念兹在兹、不忘写作的作家，阎真一路走来着实不太容易。好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初在燕园的讲台下，我和阎真曾以一种向先进学习的毕恭毕敬态度，一起聆听过1977级的作家同学陈建功讲他写小说《走向高高的祭坛》的心得体会；多年之后，已是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老”作家陈建功开始动用作协的力量来推“新”作家阎真――据说，阎真的长篇小说《因为女人》依托的就是作协基金。阎真过去二十年里写了四部小说，平均每五六年一部的节奏，不浮不躁，写得非常地内敛和从容。如果容许就阎真这四部小说做一个文字游戏的话，《曾在天涯》《沧浪之水》《活着之上》这三部小说的书名里都有水字旁，都有水的影像――“涯”“沧浪”“水”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