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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者自清” 　　摘 要：邹阳的《狱中上书自明》和江淹的《诣建平王上书》同为萧统《文选》所收录上书一类，题材皆是为己申冤辩白，表现出高超的劝谏艺术；在这一方面邹文堪称典范之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江文，在立意方面两者有很多相似点。但是由于两者的个性和所处时代有所差异，所以两文又呈现出一些不同点。本文针对两文在构思和辞藻两方面的异同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并浅探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邹阳 江淹 劝谏 艺术 　　《文选》在第三十九卷“上书”类收录了西汉邹阳的《狱中上书自明》和南朝江淹的《诣建平王上书》两篇文章。两文无论是从构思还是从技巧上都表现出高超的“劝谏”艺术，但作者一处汉朝，一处南朝，一为齐人，一为济阳考城人，时代经历各异，个性和思维方式亦不同。因此两文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本文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比较。 　　一、构思之异同 　　（一）发语不凡与委婉道来 开篇两者皆从“忠而被疑”，蒙受冤屈发论。采取否定人们对忠信义理的信任，并且列举历史事实，对其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进而联系自己的现实，古今对照，提出诉求。反戈一击的矛盾验证法，加上史实的佐证、古今的对比，开头就显不凡，对高高在上的执事者来说很有震撼力，但江文明显带有模拟邹文的痕迹。 　　但细读之，还是有细微区别的。邹文反驳常理，列举忠臣义士之遭遇的史实以示哀怜，然后推人及己，最后向王者表示期望。而江文将史上奇景置于前方，示之怜悯，进而否定常理，最后表达期许。看似只是一个顺序的颠倒，但是能收到掷地有声、响彻寰宇的效果。数百年前的燕臣、齐女因蒙冤而对天长泣，使得夏日飞霜，雷风摧台，江淹心中的那股冤怒之气倾泻而来。这种落笔凌空、峭奇突兀的风格，不同于邹文起势平缓，委婉而道，款款而行。 　　（二）妙在曲径通幽 文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作者怎样去洗清自己的“罪名”，怎样去说服执事者“回心转意”。俩人策略各有侧重，又各有千秋，但无疑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先看邹阳入狱的原因。史书记载：“初，胜、诡欲使王求为汉嗣，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为不可。天子不许。梁王怒，令人刺杀盎。上疑梁杀之，使者冠盖相望责梁王。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又说：“阳为人有智谋，慷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可以看出，邹阳入狱之因有三：一是反对梁孝王想立为嗣的做法，与梁孝王的私欲相抵触；二是有智谋，却不苟合，为同僚所嫉；三是邹阳为人正直。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是导致他入狱的直接原因的话，那么第二原因则是导火索，而第三个原因则是最根本原因。正是他正直的品格和不苟合的性格特点导致了他的“锒铛入狱”。自己的一片忠心却遭到如此之下场，心里自然是无比愤慨。 　　因此全文就围绕着忠信、信知、欲善无厌等问题展开论述，但妙处在于不直言嗣位之非礼，始终站在梁孝王应该怎样笼络人才的立场，分析史上众多忠而见疑的事例，希望主上引以为鉴，不要冤枉好人，并对造成这种冤案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作者并没有停止在肤浅的现象分析上，而是提出怎样改变这种局面的对策――人主要自有权衡，不要轻信。由古及今，从表到里，有现象分析也有对策解决，利弊权衡，层层递进，目的就是要人主明白“知信”“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不为浮辞所易的道理。试问，有哪个人君能够忍心杀死一个有着如此赤胆忠心的正人君子。作者这种先从大局出发，处处为对方考虑的劝谏艺术，有效地打动了梁王的心，史载“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 　　江淹在《自序》中说：“……而爱奇尚异，深沉有远识，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鸾之徒，然未能悉行 　　也……然少年倜傥不俗，或为世士所嫉，遂诬淹以受金者，将及抵罪，乃上书见意而免焉。”《梁书》《南史》也载有此事。从中也可以看出江淹也是因为自己才华突出，少有朋党，倜傥不俗，为士嫉妒，被诬入狱。 　　较之邹阳，江淹牵扯更多的是与同僚之间的矛盾，与人主没有直接的冲突，所以他将主要根源归结为世士的蛊惑之言，而他申冤诉请的高妙在于避开了“受金”之事，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自己有安贫乐道、洁身守节的夙志；人主对自己的恩义，自己诚惶诚恐，始终抱有以死相报的心迹；人主听信谗言，自己深陷囹圄，“酸鼻痛骨”“槌心泣血”；自慕“君子之行”，岂因“分寸之末”“锥刀之利”而损失名节；谣言可畏，上将、名臣因此遭殃，高士因之而隐逸；“天下乐业”一派祥瑞，而自己却是例外，可怜至极。 　　江淹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劝说，极言自己的“忠”和“怜”，力述“谣言”的害处。前者在于企求得到当事者的理解和同情，后者在于希望主人不为谗言所惑，剖明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巧处在于从自身的大节和品性出发，证明自己是一个清廉之士、忠贞之士，不会贪图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