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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受美学看张爱玲《金锁记》的自译 　　【摘 要】双语作家和翻译家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的《金锁记》被誉为是“中国现在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中篇小说”，备受读者和学者的关注。出于对母体文化和读者强烈的关照意识，张爱玲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展现原作风貌，另一方面又兼顾到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维度，艺术的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在作者的自译中运用了接受美学理论，这一翻译风格和特点在典型个案《金锁记》的英文字译本中得到展现并成为本文研究对象。 　　【关键词】张爱玲；接受美学；《金锁记》；自译；读者的期待视野 　　一、引言 　　张爱玲是被公认的中国最有天赋的作家之一，她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她在中国文学中的永久地位是有保证的，她一直对在台湾和美国的年轻中国作家有着非常有益的影响，恰如鲁迅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对于中国的小说作家的影响[1]。但鲜为人知的是，张爱玲还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翻译家。张爱玲自幼接受英语教育，同时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为她的双语创作和翻译奠定了坚实地基础。除了创作，张爱玲还翻译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爱默生的诗歌等。同时她还将自己用英语创作的作品译成中文，中文作品译成英文。在她的创作和翻译中，张爱玲显现了她对读者因素的关注和对文化传递的担忧。在她看来，“我们应该始终记得照顾读者的反应，而不是在我们的写作中以自我为中心。[2]”可以看出，她在写作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读者因素，始终把读者的兴趣和需求摆在首位。同时，她试图向读者展现更多的东西，以便能更好地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张爱玲的翻译也是在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水平前提下，以服务读者的期待视野为目的。下文将运用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对张爱玲自译《金锁记》进行分析。 　　二、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论 　　1.接受美学的起源 　　在20世纪，文艺批评理论经历了三个变化，从以作者为中心到以文本为中心再到以读者为中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作者和文本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译者和读者只能被动的接受。随着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中的作用。作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受美学在70年代开始盛行，之后被美国和欧洲文艺界广泛接受。其代表性人物是姚斯和伊瑟尔。接受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都可以在海德格尔的“前理解”、“视野融合”和伽达默尔的“偏见”以及英伽登的“具体化”理论中找到根源。接受美学理论直接由诠释学衍生而来。诠释学关注读者以及其审美体验，而诠释学的根源则来自于英伽登的现象学[3]。直到1987年接受美学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多的相关文献的问世促进接受美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二十多年过去了，接受美学已经为许多翻译理论学者所接受。这一理论激发了人们对待翻译的开明态度，并认识到翻译在文化建构方面的重要作用。 　　2.接受美学与翻译 　　在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中，有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论”等。而现在，中国翻译理论更加重视对原文的意境转移和以读者的反应为标准来衡量译本的效果。从翻译过程来看，文学翻译就是对原语文本信息的接收和信息传递（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主观性和读者的反应必须充分考虑。接受美学主张文学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个历史的对话。这一观点为翻译活动由独白变成对话提供了理论支撑，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新窗口。接受美学的“前理解”、“审美经验”和“期待视野”等概念，为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保障。 　　三、从接受美学看《金锁记》的自译 　　从表面上来看，文学翻译过程是由原语文本到译者的翻译活动，最后产生译本。但是接受美学不同意这一看法，它认为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翻译过程。真正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所翻译的“原稿”并不是作者创作的“文本”，而是一个跟“文本”很相似的虚构的文本，这个虚构的文本是由译者在与原作进行对话后创造出来的。所以真正的翻译过程可以这样来阐明： 　　翻译活动虽源自于作者创作的文本，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的起点是文本X，也就是译者与原语文本对话后产生的新文本。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处理好两次接受的关系。第一，译者对原语文本的接受，这一接受应该是译者与“文本”通过对话产生的结果；第二，译者必须考虑读者对于译文的接受和参与，从而更好地照顾到读者的“审美经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阈”。 　　翻译作为跨语言活动，要求译者必须很好地理解原语文本，而对于自译者来说，这个要求显得更加容易，因为他们可以更清晰明了地获得“文本”的意义和目的。姚斯认为文本的意义来自于两个方面，即文本和读者。翻译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读懂并且接受作者的作品，因此，在自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照顾到读者因素。作为原语文本的创作者，自译者必须面对他的读者，更多地去考虑读者的需求、审美情趣以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