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敬人 未来做纸质书籍会成为一项时尚行业.docVIP

吕敬人 未来做纸质书籍会成为一项时尚行业 　　吕敬人，这位被奉为国内书籍设计领域具有开拓性精神的人物真的很特别。他自称是个没有什么大理想的人，但净做些富有理想的大事；可以说他是个捧着金饭碗的人，却时常需要人相助；他说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是灰色，然而他的设计中红色的运用更显得巧妙和有趣；他有一种很强的“玩”的心态，但只要涉及到他的专业领域，又严肃有加……是什么使然？但愿您能从访谈中寻找到自己的答案。 　　《创意世界》：先说说您是怎么入行的？和家庭影响有关系吗？ 　　吕敬人：我少年时代和做书没多大关系，不过非要说起来也有点关系。我们家兄弟5人，小时候父亲给我们办了个小图书馆，里头有很多老书，需要我们来管理和维护。我那时还小，4个兄长教我做一些修补、装订、包书皮之类的事，那时起我就挺喜欢翻那些泛黄、稍带烟熏味的古装书。父亲经营的是丝绸产业，家里存放着大量的欧洲进口丝绸样品书和设计稿，里面的图形、色彩、构成真是妙不可言。后来赶上“文革”历经红卫兵抄家，这些已荡然无存。 　　《创意世界》：看来还是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年轻时有什么志向？ 　　吕敬人：1963年我初中毕业没报考上海美校，因为一心想读大学。1966年高三毕业报考了浙江美院国画系，初试后正等着全国统考呢，忽然遇到了“文革”，随后教育部宣布取消全国统一高考招生，进美院深造绘画的梦想就这么被浇灭了。为了远离整日被揪斗、痛苦不堪的父母，摆脱被歧视的“黑七类”子女境遇，我远赴千里之遥的北大荒。“文革”开始后，从1968年至1978年，我在北大荒整整呆了十年。 　　《创意世界》 ：“文革”那段岁月是怎么熬过来的？ 　　吕敬人：生活的艰苦对年轻人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来自精神的压力。在北大荒，因为出生在“黑七类”家庭，招工、当兵、上学的机会都没我的份儿，求知是我最大的奢望。那时我想尽办法找书看，非常年代我居然读到大量的世界名著，如《大卫·科波菲尔》《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红与黑》《飘》等。1973年有一天，我所在的农场忽然“天降”了一位我年少时代极为崇拜的连环画艺术大师贺友直。上海某出版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以监督改造“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名，将贺老师派到了我们农场搞工农兵三结合创作，我得以有机会与贺老师同吃、同住、同创作了一年，这是我“文革”十年期间最大的幸事。 　　《创意世界》 ：贺老师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吕敬人：他以对艺术的思索和专业方法论，对生活的细腻洞察力，严谨的创作风格，以及做人做事的率真态度，点拨了我的人生之路。自我从事插图专业创作后，开始懂得怎样去观察生活，设计如何用艺术的视角进行沟通、梳理和归纳。我的书籍设计思路和创作手法许多是从他的教诲中萌发出来的。 　　《创意世界》 ：文革结束后，您开始了与出版相关的工作生涯？ 　　吕敬人：是的。我被刚恢复出版业务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入美编室，因擅长绘画，让我从事文学插图工作。以后逐渐进入画封面的创作，就是所谓的装帧。这期间从许多前辈那里学到很多装帧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得到时任中青社美编室主任秦耘生老师的传、帮、带，把我这个门外汉带进这个领域。那个年代有一大批高素质、高水平的设计家，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经济条件、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他们都不能全方位介入书籍的整体运筹中，更谈不上触及文本的编辑设计。我所涉及的装帧观念，也仍停留在书的外在封面装饰和简单的版面装潢，固然这也是一种设计创作活动，但从真正意义上讲，与书的整体设计概念还有不小区别。 　　《创意世界》：您这种有局限性的装帧观念直到什么时候才有了改变？ 　　吕敬人： 1989年，我得到一个到日本讲谈社研修的机会。去日本之前，在日本学习过的宁成春就隆重给我介绍了杉浦康平老师。拜读了杉浦老师的作品和理论之后，我非常仰慕，就向讲谈社申请去杉浦老师那里学习。此后，一有时间我就往他那里钻。结束研修回国后的第二年，我就正式申请去杉浦设计事务所学习，杉浦老师还专门提供了奖学金。那时候他每周都给我讲课，对我的专业指导十分用心，处处对我言传身教。此外，他还刻意传授设计以外的知识，如音乐、戏剧、电影、自然科学，观看各种门类的展览，考察民间文化习俗，对书籍设计以外的艺术修炼是全方位的。在向杉浦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我对“书籍设计不是简单的装帧”有了新的深刻体悟。他让我明白所谓书的设计均是经过设计者与著作者、出版人、编辑、插画家、字体专家、印制者不断讨论、切磋、沟通、修正中产生的整体规划过程。我也由此意识到以往装帧观念的局限性，认识到书籍的装帧设计、编排设计、编辑设计三位一体的设计观念的重要性。 　　《创意世界》 ：那么日本这种先进的书籍设计理念是何时、怎样形成的呢？ 　　吕敬人：其实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还一直在讲装帧，当时著名的设计师龟仓雄策就对装帧提出质疑，他说你们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