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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模糊的边界 　　2013年已近年关，业界原本期待的中石油“走出去”20周年的盛大庆典始终没有召开，几乎所有人都能想得到其中的原由——“蒋氏窝案”。这一案件不仅让中石油内部一些人依然噤若寒蝉。甚至让一些行业人士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石油行业将进入震荡期。 　　无论“窝案”效应怎么震动石油行业，都不应该抹煞中石油和其他石油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20年来的成绩。如果没有中石油率先走出去，就不会对国企（特别是央企）产生出巨大示范效应，或许今天也无法提出有实践支撑的国资改革方向。 　　回顾“走出去”20年的历程，中国石油企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答案可能会有很多，但学界的认知却是中国石油企业已经告别了传统的国家石油公司（NOC）的范畴。 　　什么是国家石油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有100多家国家石油公司，尽管他们在规模、任务、经营范围等方面的差别很大，但都有相同之处。 　　首先，从所有权而言，相对私营石油公司。国家石油公司属于国家，是国家独资（100%所有）或者国家绝对控股，或者是相对控股。国家石油公司往往是由议会或政府批准，是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 　　在所有权的决定下，国家石油公司的人事任命也必然是由政府决定的，公司领导层要向政府请示、汇报，总之对政府负责。相反，私营石油公司的人事任命是由董事会决定的，公司领导层要向股东负责。 　　上层建筑决定了国家石油公司是政府职能的延续。政府的首要职能是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所以从职能而言，国家石油公司是受政府委托，代表国家对油气产业实施管理。这里根据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可分为，资源型国家石油公司和消费型国家石油公司。 　　前者都旨在对国家油气资源实施管理，尽可能将油气资源转化成为国家财政收入。这如同早期的中海油，受政府委托，对中国海洋石油资源进行管理，中海油代表国家与外国公司谈判、签约，合作开发海上油气资源；代表国家经营合资项目的份额油气。 　　尽管资源型国家石油公司在其国内往往拥有全球大多数储量和产量，但是在诸如总收入（特别是人均收入）和资产回报率等财务业绩上，远不如私营石油公司。国家石油公司往往要拿出部分收入补贴油价，形成部分“死收入”。这一点如同时下的中石油，尽管每年中石油在管道天然气板块由于天然气进口价格和国内销售价格倒挂，处于亏损状态，但依然在尽力保障国内市场的稳定供给。 　　此外，国家石油公司的投资决策比较保守，储量潜力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死储量”。 　　对于消费型国家石油公司而言，更多旨在为国内市场提供稳定油气产品的供应，防止油气价格大幅波动，避免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总会看到“三桶油”，总是反复宣传“为国家贡献了多少多少石油”。 　　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国家石油公司都承担着若干非商业性的政府公共职能，甚至可以为这些目标而放弃效率。尽管从道理上讲得通，但在经济学理的范畴下显得“政企不分”。 　　相比国家石油公司多目标的复杂性，私营石浦公司显得十分“单纯”，股东的利益永远体现在利润率这一关键数据上。因此，始终催促着私营石油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高储量的资源区块，并在资源国的法律框架下，对全球生产要素进行整合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尽管私营企业没有强调其“社会责任”，但谁也不能否认，如果公司能获利更多，那么向政府的缴税也就越多，其“社会责任”会显得更厚重。 　　在这种天然差异下，两者之间的效率变得十分明显。对国家石油公司效率低下的诟病也充斥在公共舆论之中。在低效率的背后，总是埋藏着“官僚主义横行”、“贪污腐化”、“人浮于事”等等诟病，“蒋氏窝案”的发生，正是对这些现象的印证。 　　尽管如此，过去国家石油公司和国际石油（私营）公司那条泾渭分明的边界，已经随着包括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在内的大批“国家系”石油公司的“走出去”变得不再那么清晰。单就中国国家石油公司而言，在20年间的国际竞争中，其国际化经营的导向完全建立在追求利润之上，显露出了富有效率的一面。所有这些变化，都建立在国家石油公司内部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之上。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中国石油需求快速增长，而国内石油资源接替储量不足，石油行业一度处于难以为继的状况，在1988年起甚至出现了全行业的政策性亏损，寻利的动机与国内市场的无利可图迫使中石油把眼光投向国门之外。迫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中石油率先提出了“走出去”战略。 　　随后，同样认识到“走出去”重要性的国家领导人在十四大期间就已明确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扩大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尽管当时高层提出了国际化发展的思路，但高层依然存在争议（美国艾里卡·唐斯等学者在研究大量当时的党报党刊后，将这一结果著述在《中国寻求能源安全》一书中），当时更依赖“引进来”而非“走出去”。 　　伴随着此后中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