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docVIP

多元主义的最终选择 ——傅斯年的思想常子省1，，沈 思3 （1.烟台大学 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2.北京大学 历史系） [摘要]《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是傅斯年临终前撰写的一篇短论，是他总结一生学术思想所得的最后主张。在《发刊词》中，他依然坚持“客观”的追求，但是却放弃了“客观主义”的提法，倡导“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这可以说是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遗嘱。[关键词]傅斯年；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多元主义[中图分类号] K 825.1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学术研究、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在中国考古学的创建发展、中国上古史的重建、科学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探索、现代学术“集众的工作”方式的擘画和推动等方面，其影响巨大而又深远，其意义和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理解和肯定，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及相关思想主张也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港台对傅斯年关注和研究得比较早，大陆学界则自“文革”结束后才开始从正面再提傅斯年。特别是20世纪最后十数年以迄今日，傅斯年越来越受到大陆政、学各界的高度关注，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纪念馆和民间性研究团体，相继举办了一些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陆续编撰出版了回忆、纪念和研究傅斯年生平学行的文集、传记、论著，傅斯年的论著选集和全集等也大量印行出版，畅销不衰。但是，对傅氏史学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二三十年代，特别是发表于1928年的那篇代表傅氏“科学史学观”的宣言，即《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成为人们解读傅氏史学思想的主要依据。至于抗战开始以后直到他去世，这段时间傅氏整个思想的变化情况，特别是史学思想的变化，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充分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因为从各方面情况来看，傅氏这一时期思想上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变化。从史学思想来看，他晚年对早期绝对客观的史学追求有所修正。修正后的说法不仅更趋合理，而且也为现代史学史上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的两股史学思潮——科学史学和人文史学——的“整合”会通留下了极其可贵的启示。对傅氏知之甚深的胡适曾提醒人们并说：“他晚年的思想，值得大家注意。”此话很有见的。不过，傅氏晚年的思想是一个大题目，非本文力所能及。兹仅就傅氏晚年发表的《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作些分析，借以窥见傅氏晚年学术思想之一斑。 1950年4月，身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应法学院院长萨孟武之请，为新创办的院刊《社会科学论丛》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刊于《论丛》第1期。是年12月20日夜，傅氏即因脑溢血突发而猝然离世，结束了他“大气磅礴”、“元气淋漓”的一生。这篇《发刊词》便成为傅氏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最后一次公开告白。文章虽然只有短短1500余字，但其蕴涵的思想却极其深刻。傅氏在文中主要“写下两件心中的意思”，谨分别摘述并加论析如下。 一 先看第一件： 傅氏不愧为历史学家，为法学院创办的刊物写发刊词，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学院刊物的形态”与“世上文史科目的研究报告”的区别，又由文史科目研究报告的形态想到百多年来文史学问的考证趋向。或者说他干脆就是在借题发挥，利用这个机会，将他对近代史学考证趋向的一贯认定和对此所作的一些新的思考告白于世人。因此，我们可不必计较傅氏对法学刊物和文章的看法是否全面和准确，而应注意傅氏对“百多年来”文史学问考证趋向的再次肯定及某些说法上的调整和修正。 从上引内容可以看到，傅氏晚年对“最近百多年来”文史之学考证趋向的看法依然如故。早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就明确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材料”，这是他从欧洲学成归国后一直坚守不移的信条。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他进一步以惯有的不容争辩的决绝语气强调说：“史的观念的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事业，不是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假如有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此处所谓记载，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对他去做任何的史学工夫”。所谓“客观的史料学”，所谓“比较不同的史料”，就其研究成果的表述形态而言，无疑只能是“考证”。所以，“最近百多年来，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此一总体判断不过是早年主张的翻版。但是，晚年傅氏所以旧话重提，却不是为了简单地重申成见，而是为了对过去的见解有所补充，有所修正。通过这种补充和修正，我们对傅氏早年的一些近乎武断的主张或许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