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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变迁(1949~1999)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变迁（1949~1999） 　（二）分权化保障阶段（1978－1988年）：分享经济增长的份额 　　社会经济福利决定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及其分配，而增加国民收入总量的根本途径是实行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只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能为提高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协调分配关系创造出相对宽松的运行空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政策的价值取向上可以划分两个阶段。第一轮改革以地方政府主导型为主，表现为中央的“放权让利”，地方政府、企业、集体、家庭特别是新兴的经济主体，更多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份额。农村联产承包变革使得农民家庭的经济功能恢复，保障功能增强，也动摇了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的组织基础。国家连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允许农民从事多种经营和非农产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家庭经营制度实际上成为农民生活保障的主要形式，也相对扩大了农村居民就业和消费的选择自由。这一时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农村扶贫制度的建设，而且强调开发式扶贫、生产性救济，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这基本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符合。1978－1998年，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2162元，绝对贫困人数从2.5亿人减少到4200万人。通过发展经济，中国成功地基本解决了农村绝对贫困问题。 　　1.家庭经营制度是农民生活保障的主体形式。1978～1984年，我国农村实现联产承包变革，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的制度安排。 　　（1）家庭保障。家庭是社会成员基于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形成的社会生产基本单位，是具有最持久的稳定性的社会组织。家庭因其超经济性质而使它能够对自身的积累和消费决策保持一定的弹性，从而最为适应以不确定性变化和风险著称的农业生产。实际上家庭经营在农业中是一个超越时空而普遍存在的事实。联产承包变革使农民真正分享了农业经济剩余，为农村家庭经济及其保障功能的发挥奠定了基础。1978一199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家庭财富从233元增加到5940元，其中人均金融资产从18元增加到1334元；住房条件显著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从8.1平方米增加到22.45平方米；年末粮食存量从人均64公斤（1980年）增加到562公斤。农民家庭在生产上抵御自然灾害、生活上保障生老病死的能力大大增强。 　　受工业化的影响，农村家庭的生活方式也有所改变。突出表现在：第一，为了降低家庭内部生产和生活决策的摩擦成本，以“分家”的形式实现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化；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离异现象的增多、残缺型家庭地越来越多。家庭小型化表明家庭的一些基本功能如抚养、赡养、教育等功能逐渐开始需要由社会来承担。农村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形成家庭内部经济保障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说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突出。 　　（2）土地保障。农村家庭经营制度将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经营、转让及收益权赋予了农民，从而为家庭经济的发展及其保障功能的恢复奠定了基础。第一，联产承包变革普遍坚持了土地福利性均分的原则，把土地作为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主要手段。在具体操作中，土地经过丈量面积，合理分等定产，以人划分或人劳结合划分（地多人少的地区往往提倡议以人劳结合划分为主），尽量连片。据80年代初对全国253个村的调查，按人口、劳动力、人口和劳动力结合三种标准包干到户的村分别占69.4％、4.3%和25％。土地承包表现出明显的福利性质。土地福利性均分是农民公共选择的结果，具有高度的同意一致性，体现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交易费用的降低更有利于责任制的实施。第二，土地政策努力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土地的福利绩效足以抵消其效率损失。我国现行土地制度把人口作为分配土地权利的依据，几乎随时都面临着重新调整的压力。收入水平越低的地方，土地的调整就越频繁，因为不公平的资源占有造成一部分人的福利增加总是以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减少为代价。应该说土地的福利需求是有一定的量的标准的，土地资源状况决定着其配置的公平与效率的取向。因此都分地区搞的“两田制”试验，明确了土地的“口粮田”的福利性质和“承包田”的效率原则，以应付人口增减或其他变故。周期性地进行土地调整，严重地损害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土地第二轮承包工作进展缓慢，说明土地福利性均分的压力仍然十分严重。延长承包期赐予了土地承包权某种程度的所有权属性，土地是农民最后的生活保障，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致使他们即使无力耕种甚至撂荒，也力图占有一份土地以作“退路”，所以土地的转让现象极少。在经济紧缩时期，大量劳动力回流，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