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理想的教师形象、养成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docVIP

日本理想的教师形象、养成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当今世界教育之林中，日本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它虽不是尽善尽美，但它在为日本提供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经济，一个具有高度教育水平的民众，一个犯罪和暴力比较低的文明以及一个具有健全的、可信赖的社会等方面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不断调适理想的教师形象与教师养成制度之间的关系，培养了一支职业能力强、有敬业精神、受人尊敬、待遇优厚的职业师资队伍。　　一、二战前的“圣职者”教师理想与“封闭型”师范教育制度　　古代日本文化教育长期深受中国的影响，具有深厚的儒学师道传统。当时还没有专门教授文化知识、教学技艺以培养教师的师范教育机构。大学寮、国学、乡学、私塾、寺子屋、心学与实学讲习所等各种类型的学校中，多是长者为师、能者为师、以吏为师、以僧为师，政府官员、武士、僧侣乃至农、工、商或医生等均可充任。教师的主要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政治要求和道德要求很高，是具有“神圣灵光”的职业之一。日本教师以“皇道”为正统，唯“皇命”是从，沉溺于修身养性，“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1872年根据《学制令》创建了师范学校，理想的教师开始从寺子屋师匠那样“圣职者”的形象，转向西欧式担任公共教育的教师形象。但因受日本“尊皇爱国”之根本国策的影响，依然强调要根据祖宗的训典，形成忠孝、仁义、顺从的思想品德，在政治思想方面进行严格的控制，强制推行德育主义和“教师圣职者论”。日本首任内阁文部大臣森有礼从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出发，执行国家主义的文教政策，提出“师范学校为培养教师之学府，应该培养学生具备顺良、信爱、威重”三种气质的“政治伦理型”教师形象，长期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这也可以说是日本“教师圣职论”的典型。作为理想的圣职者的教师，要“洞察自身于国家社稷中所处之地位与应尽之职责；遂领悟自身对全宇宙所应具备的崇高温文之情操，并且崇尚之，完善之。”这就需要他们遵照儒学师道观而“为人师表”，具备“清贫”的品格，乐于在艰苦的环境中过清贫生活，甘心做“教育的僧侣”和“教育的奴隶”，成为体现明治天皇《教育敕语》的圣职者和国定教科书内容的忠实传播者。与这种教师职业形象相对应，日本通过1886年的《师范学校令》和1897年的《师范教育令》，不断改善中等师范教育制度，形成唯师范学校毕业生才能成为教师的“封闭型”师范教育培养模式。师范教育一切由国家负担，但一切均须听从政府的安排。课程的重点放在修身和公民课上，强调师范生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修养。毕业的师范生一方面具有温顺善良的态度和对学生威严庄重的仪表，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循规蹈矩、照章办事、缺乏自主与创造性的不良性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贯彻其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强调教师要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遵循皇国之道”，成为造就大日本帝国“忠良臣民”的培育者。教师既被全面禁止自主参加政治活动，受到警察的严格监督，又象道德学家一样受到社会的严格要求。师范学校也以培养学生具有“武士道”精神、法西斯军人气质和“为天皇捐躯”的献身意识为主要任务，对师范生严加管理，加强军事和体育训练。师范学校简直也成了当时日本的兵营和精神训练营。　　二、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的“劳动者”教师理想与“开放型”师资养成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过去理想的教师形象随着战败也全面崩溃。1947年6月成立的日本教职员工会（简称“日教组”）在《教师伦理纲领》中放弃原来效忠天皇“教师圣职者论”的教师观，发表“教师是劳动者”的宣言。这种维持教师权益、强调社会公务的“教师劳动者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在促进官民并举共同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规定教师是公务员，以维持政治的中立性为主要原则：“法律认可的学校教师都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公务人员，要认识自己肩负的使命并努力完成自己的职责。为此，教师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并享受应有的待遇。”这就大大改变了教师职业的性质，摆脱了过去“教师圣职者论”教师观和“师范型”的束缚。战后的日本以《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为蓝本，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废除了《教育敕语》，对战前直接培养师资的模式以及专设师范学校包办师范教育的师范教育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实行开放型的师资培养制度，原则上不设特定的师资培养机关，规定中小学的师资都在大学里进行培养。把过去的师范学校升格为实施普通教育、专业教育和教育专业教育的教员养成大学。授予教师许可证也以大学所修的学分为基准，其他的单科大学或综合大学，不论是国立、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只要符合标准都能从事师资培养教育。为了贯彻《教育基本法》精神，保障教师的公务员身份及待遇，1949年日本又制定了《教育职员许可证法》，旨在强调实行开放制，坚持师资培养教育在享有研究和教育自由的高等教育机关里进行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