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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范仲淹《渔家傲》
范仲淹的《渔家傲》词被冠以“秋思”之题,全词如下: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以往的研究对该词所表达的情感及其成因分析不足,故本文在剖析范仲淹心路历程并宏观把握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尝试进行新的认识。
一、评论与辨析
对这首词,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录其本事:“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
这就是著名的“穷塞主之词”说。
事实上,范仲淹作为朝廷任命坐镇西北的帅臣,抵御外敌是卓有成效的,西夏人敬畏他“腹中有数万甲兵”。他自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三月以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始,后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经略安抚招讨使等,战功卓著,威震敌军,时人传言“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他的作为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及赞扬,并因之而擢枢密副使、拜参知政事。因此范仲淹非但不是“穷塞主”,而恰是“真元帅”。
那么现实中的“真元帅”何以写出了“穷塞主”之词?我们认为这是词中抒发的情感造成的。远戍边疆,故园万里归不得,借酒浇愁并诉诸诗词,乃人之常情,词中“家万里”“归无计”即明确表明该词抒发了深切的思乡之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却与特定情况下的客观需求存在某种程度的违和感。
一方面,伤感忧郁的抒情和悲观内敛的情绪,在实际功用上可能会对士气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将士镇守边关是军事行动,需要张扬和强调的是爱国热情和报国壮志。本词情感的落脚点却专注于“家”,而非“国”。因“燕然未勒”故“归无计”,表现爱国报国的“勒石燕然”甚至成了归家的障碍,这与强调勇于牺牲、忘却小我的主导思想大相径庭。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何况胸有甲兵万千的边疆将帅!而且,思乡情绪若超出合理的尺度,蔓延于军队之中则容易产生“四面楚歌”的效果,这势必会影响士气。明代瞿佑指出本词“句语虽工,而意殊衰飒。以总帅而所言若此,宜乎士气之不振,所以卒无成功也”,并认为这是欧阳修称之为“穷塞主”的原因,是有见识的。词中渗透的悲观内敛情绪,也确乎与“战胜归来飞捷奏”的乐观自信迥异。
另一方面,词作品(尤其是下片)呈现出偏于阴柔的审美格调,与“边塞雄风”有悖。塞上粗犷峥嵘的环境形成了边塞文学特有的品质,如钟嵘《诗品?序》中所言“负戈外戍,杀气雄边”,是雄浑豪壮的。而这首《渔家傲》却倾吐无奈,抒发悲苦,表现夜不能寐、愁肠百转,柔弱和缺乏信心的意思很明显。全词以“泪”收尾,更使审美上的柔性特征鲜明化。这属于审美范畴中的“优美”,与边塞文学通常呈现的“崇高”是迥异的。因为偏离了边塞题材通常表现出来的面貌,该词在一定程度上显出了困蹇窘迫的面貌――这亦是“穷塞主”之论的评判理由。
那么,如此豪词中渗透伤感的微妙情感是如何产生的?这要考察作者的人生经历及其心路历程,并紧密联系时代背景进行分析。
二、成因及背景
从个人主观思想上看,范仲淹有向专任儒臣回归的愿望,这并未因其立功边疆而改变。范仲淹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从出身上看是典型的文臣。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主张“弦歌始能治”(《上汉谣》)、“以理定区中,文经天下”(《铸剑戟为农器赋》),认为“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让观察使第一表》),并非诉诸武力。他在《用天下心为心赋》《尧舜帅天下以仁赋》《政治在顺民心赋》等作品中都对这种思想有所阐述。他入仕后积极参政议政,并几次不惜被贬而直言进谏,这其实是秉承了“文死谏”的传统。然而时势弄人,范仲淹没有在文臣的职位上实现政治理想,却在边疆危急时被任命为经略西北的将帅。客观条件造成了他报效朝廷的方式变为“武死战”,这与范仲淹的初衷是南辕北辙的。对范氏而言,这种危难之际奔赴边疆的行为,于国家是义不容辞,于其个人则可谓一时权宜。那么,坚决拒绝以文资换武阶则是完全出自他本愿了。庆历二年(1042)四月,朝廷诏命范仲淹、韩琦等四路帅为观察使。观察使是武阶,而且依宋制一旦以文易武则很难再换回。因此范仲淹连上三表,详细阐述了多条理由,坚辞任命。他又致信宰相吕夷简表明坚决的态度。即使身为边帅,他也非常看重自己“龙图老子”的身份,谨守“得带内朝职名节制边事”(《让观察使第二表》)的“履职模式”。由此可见,《渔家傲》词中“归无计”之“归”,实非单纯意义上的回家乡,也暗含了重回朝廷,同时回归文臣“岗位”的意思。范仲淹思想中的念家与爱国情怀统一于用文臣报国的理想途径上。
范仲淹如此思想倾向的形成,是由宋朝文人政治的特色体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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