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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的家庭教育理念 　　作为“新东方”教育集团的创始人，俞敏洪可谓是对教育最为关注的人了。正如他接受采访时提到：“之所以能够谈教育心得，确实是因为我接触的孩子太多了，从我在北大开始教书，一直到后来办‘新东方’，到现在从‘新东方’走出去的学生有700多万。” 　　在与每一个孩子交往的过程中，对俞敏洪来说，都是在积攒经验。因为，他自己的成功史，也是一部奋斗史，所以，每次他大谈育儿经，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例子或者自身经历，来贴合他的主题。因此，在他看来，最为重要的家庭教育，言传身教更是重中之重。 　　不谈成绩，谈人品 　　“新东方”作为一个教育辅导机构，会有很多家长带着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前来补习，只为要个好成绩。在社会竞争如此之强的今天，这种唯成绩论的成功标准也屡见不鲜。这点在俞敏洪看来，就是教育的一个偏失，因为他认为：“人品是否高洁是一个标准，个性是否健康是一个标准，做事是否有创造力、想象力是一个标准，有没有吃苦精神、有没有勤奋精神是一个标准，有没有摔倒在地上敢于爬起来的精神也是一个标准。”其中，人品是最重要的成才的标准，他也是如此培养他的孩子。 　　在俞敏洪看来，成绩不是人与人的本质区别，而人与人的相处之道才是拉开彼此距离的根本。其实，俞敏洪的女儿成绩并不拔尖。有时，他的妻子也会为孩子成绩着急，他反倒会因为孩子考到班级第15名而高兴，还会鼓励她。对俞敏洪来说，成绩没多重要，因为第5名与第15名，哪怕是哈佛、北大与普通大学也没区别，关键的在人品教育。在人品方面，俞敏洪最看重两点：一是乐于助人；二是肯吃苦的勤劳品质。 　　俞敏洪看重的这两点源于他的父母。父亲教会了他要勤劳，要肯吃苦。因为勤劳的人才会踏实地去做事情，才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沉下心来重新起航。假如以逸待劳，坐享其成，是不可能成功的。俞敏洪的父亲是一个架大梁的工匠，每一次架梁都很认真、谨慎，因为梁乃让屋之脊背，不能有任何失误。俞敏洪回忆说：“我从小就特别热爱劳动，我干农活，干家务活。我在 14岁的时候，就获得了我们县里的插秧冠军；17岁时，我是县里优秀的手扶拖拉机手，我父母的勤劳带动我的勤劳。”也正是父亲的认真、踏实，让俞敏洪在“新东方”创业之初，零下十几度，顶着寒风去贴小广告，每天7、8个小时站着讲课，也是有这样艰辛的历程，才让“新东方”一直保持勤恳的企业文化，从小作坊走到今天的上市公司。母亲的乐于助人更是让俞敏洪耳濡目染。有一年粮食歉收，俞敏洪家就剩下不到20斤的粮食，母亲居然分出一半的粮食送到邻居家。当时俞敏洪很不理解，而母亲却说：“没事，我们家人少，还可以用菜掺着米吃，邻居家人多又没有米，不分给他们米会有人饿死的。”在这种家庭教育下，俞敏洪在读大学时，主动承包了宿舍4年的卫生和打水的任务。所以，在新东方需要大批优秀人才的时候，徐小平、王强等精英才纷纷回国帮助他，他们的理由也不是未来能收获多少名利，而是一句简单的信任：“俞敏洪，我们回来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扫了4年的地，打了4年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人品成为俞敏洪成功的法宝、业界的口碑。 　　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俞敏洪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他有一儿一女，十分疼爱他们，然而疼爱归疼爱，却从来不溺爱他们。比如，他们想要什么，首先分析要的东西是否合理，假如不合理坚决不买，即使俞敏洪如此富有；如果合理，也不会轻易答应，而必须完成一个任务才可以。从小开始，他一双儿女要通过帮助父母做家务等劳动，才可以得到额外的零花钱，这种方式一直到女儿出国留学都还在实施。俞敏洪说：“这样的教育方式让孩子懂得了付出才能得到的道理，也把孩子喜欢的方式变成他们做另外一件事的动力。”在他看来，现在的孩子，特别是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对于劳动的态度都有所偏颇，劳动应该是得到自己想要的前提，做任何事都不能有不劳而获的心态。 　　而在为人处世上，俞敏洪更是对孩子要求严格，也让他自己从中有所领悟与反思。有一次，女儿回家，跟他抱怨班上同学的一些毛病，比如有些人很小气、势利眼等，这引起了俞敏洪的重视，他立马告诉女儿，不应该讲同学的坏话，应该是看到他们的优点，去接纳每个人的缺点。女儿却反问，为什么每次在家，他和妈妈就可以议论其他人。这对俞敏洪触动很大，一方面他同妻子再也不会当着孩子的面，随意讨论其他人，即使议论，也只会谈论对方的优点；另一方面也让他再次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孩子是父母的镜子，言传身教重在行，父母的榜样作用是尤其重要的。所以俞敏洪秉持着一个理念：做任何事，首先要想一想，我有没有伤害他人，并且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要乐于去帮助别人。哪怕你什么也没有，也不要放弃助人为乐的心，因为你的身上也许就有其他人所需之处。 　　明确才能教育的目的， 　　要同孩子定规矩 　　俞敏洪曾在一次讲座中提到，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