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孟“山水之志”及其山水诗的差异.docVIP

论王孟“山水之志”及其山水诗的差异 　　摘 要：大唐盛世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化氛围，成为山水诗的沃土，代表诗人王维和孟浩然在各个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他们的山水之志不同，山水诗的主观投入不同；艺术造境方面，王维以诗情画意、清淡清幽取胜，孟浩然则以白描写意、寂静幽静见长。 　　关键词：山水诗 山水之志 主观投入 艺术表现 　　山水诗人的最大特点是诗人将主观情感寄托于客观山水中，融情于景，借景抒情，在江河山川中寻找心灵的超逸和生活情趣，在自由闲适中，抒发隐逸之趣和理趣感悟。生活在盛唐，是诗人之幸。王维、孟浩然注重个体精神，他们的山水诗善于抒发主观情感，但在诸多方面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一、从“仕”看王孟“山水之志” 　　王维、孟浩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山水诗人，他们在艺术性上具有共性，又存在很多的不同。应该说，决定诗人创作倾向最根本的是个人的气质和精神内核，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会造成相应的诗歌风格，成为其独特的艺术标记。“仕”与“隐”是古代士人面临的普遍矛盾，由于每个人的背景、经历、思想不同，具体的表现也不一样。 　　孟浩然出生于耕读传家的中小地主家庭，由于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和儒家思想的洗礼，青少年时他热衷于博取功名，积极入仕，以展示自己不凡的抱负，并常以身为布衣为憾。如其诗《南阳北阻雪》写道“少年异文墨，属意在章句”，希望能像扬雄一样“一荐《甘泉赋》”，[1]用自己的辞赋才智，见赏于皇帝，然后一展宏图，建不世之功。他曾多次赴长安，寻觅进仕之路，然而他既没有考上进士，也没有得到援引获得一官半职。孟浩然著名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表明自己怀有济世用时的强烈愿望，“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临渊羡鱼”而坐观垂钓，把希望通过张九龄援引而荣登仕途的心情表现得很迫切，有一种不甘寂寞之气。[2]他曾几次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干谒求仕，然而功名事业却终究无成，只能归返山林。献赋无成，一生求仕不得，务实济世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于是，由秦京道返回渔梁州，由求取功名转为修身养性，在最狭小、最低的层次上表现最高的个体情操和主观人格。他的隐是以退为进，在归隐中寻找一展才华，兼济天下的机会。他通过对宇宙人生的哲学反思和对物欲的超脱，来获取心理平和，走向超脱与精神自由。然而，他的诗中充满着未能遂愿的无限遗憾，他的心境从未真正平静过，他的诗中跳动着诗人那颗躁动伤感与矛盾的心。因而他的诗没有李白放纵不羁的张扬个性，没有杜甫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情怀，没有王维平静宁悟的禅心，他的诗在平淡自然真切的景物体会中夹杂着诗人独特的个性。他从山水景色、诗词歌赋、饮酒品茶、亲友交谈中寻觅人生的价值和乐趣。 　　王维少年得志，二十一岁中举，官居大乐丞，但之后王维经历曲折：先是被贬济州，然后重做京官，并参与张九龄的改革，随后革新失败，他再次被贬，于安史之乱中被俘，平乱之后又再历沉浮，终于在心静如水的境界中走到生命的尽头。王维在《献始兴公》中“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一句，是诗人对贤相张九龄“天下为公”“大济苍生”政治理想的拥护，表明自己也会像张九龄一样，施展抱负，造福苍生。[3]这种阅尽沧桑，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使王维从中年就开始选择亦官亦隐，“以禅诵为事”的生活方式。这一方面是厌倦官场，追求悠游闲适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远离祸患的需要。王维与孟浩然的本质差别在于他已泯灭了入世之念，表面上看他亦官亦隐的行为方式似乎有些拖泥带水，而实际上他“心灵归隐”却比孟浩然来得利落干脆。佛教的无欲无为，随缘尽心化解了他内心的悲愤，所以王维的诗显得更为平和寂静，他看待世间风物往往带着佛家的“禅意”目光，用佛理观照自然万物，参悟其中的内在精神，显示出空灵敏锐的智慧。王维效仿佛门中人闲居静坐，任性随情，《终南别业》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其心境不为事累，不以物迁，一心只对山水作细致静穆的观照，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心有所思，宁心静悟山水的真谛。《鹿柴》《辛夷坞》诸篇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诗既是诗人片刻的审美体验，也是以物观物、全然无我的宗教体验，王维正是在这种极见山水之真性中，体悟着心中了无牵挂、清澈明净的心境。 　　在思想内容方面，孟浩然和王维的山水诗贯彻了以景物为中心的原则，建立了表现自然美的新格局。孟浩然诗中思想感情的抒发是他求仕不得而积极寻求机遇的表现，而王维诗中的思想追求则是基于诗人已在仕途，唯求世事公平，兼济天下苍生的愿望。王维看到社会诸多矛盾之后，内心灰暗，对仕途极度失望而自甘隐退，因此他的内心趋于平静淡然，在诗中呈现一种真正的恬淡美好，如《鹿柴》中，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充满生命活力的图景。而孟浩然在描绘山水、观照内心时，则明显地流露出一份抑郁和对社会冷淡的情调。 　　我们在讨论王孟山水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