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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策略选择 　　摘 要：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治理结构性因素和治理构建的策略选择具有密切关联，不同治理研究范式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及相应的策略选择大相径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需要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中尤其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治理研究范式进行理解和创新。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促使国家、市场和社会制度的重构，从而形成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市场、社会共同构成的多中心公共治理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007-03 　　经过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社会力量趋异质化成为我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整合这些异质的社会力量，制度化并维持“妥协的不平衡”，确保国家的合法性资源不流失，显得十分紧迫。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然而，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的国家治理无论是公共治理，还是私人治理都出现了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剖析当代治理理论范式的差异及其内在矛盾，努力创新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治理研究范式和相应的制度建构方案，就成为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的、具有极高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命题。 　　一、相关理论研究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治理”一词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其词源来看，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与统治（government）常常交叉使用[1]。赋予治理一词现代意义的，学界公认为是1989年世界银行在描述当时非洲国家的情形时首先使用的“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2]。“国家治理的概念是现代国家所特有的一个概念，是在扬弃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概念，它吸收了治理和善治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的合理内容。国家治理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其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3]。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当代的国家治理研究表现为自由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第三条”道路三种研究范式。这三种国家治理的研究范式的共通之处在于都强调了治理过程的多中心治理主体的协商、合作和互动以及制度创新。差异在于：自由主义更强调中立的国家、自由公众（民间社会）以及自由的“自我”行为模式，如Landell-Mliis（1991）的《Governance，civil society and empowerment》;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政治关系出发，既强调社会合作共治也强调国家的元治理作用，如BobJessop（2002）的《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State》;“第三条”道路理论则在政治方面强调打破左右两分法，在治理方面强调双边多层次的国家治理体系，如Anthony Giddens（1998）的《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在国内，伴随着治理理论的引入，国内一些学者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从总体上看，我国已展开的相关研究在宏观层面大致有五个方面：一是以邓正来、何增科为代表的对当代中国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理论的研究;二是以俞可平、杨雪冬为代表的对“治理理论”和“善治”、多层治理结构的研究;三是以谢庆奎、林尚立为代表的对“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间关系”改革的研究;四是以徐勇、贺雪峰为代表的对地方治理改革实践的研究;五是以郁建兴、肖扬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现时代研究。 　　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理论成果颇丰，值得借鉴。特别是治理打破了长期存在的政府或市场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强调全球性和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型民主治理形式，这些对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不同的治理研究范式的竞争以及治理失败都表明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无论是研究范式还是研究视角以及研究工具都有待进一步拓展。 　　首先，治理的最大作用在于辨识重大问题。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研究范式还需进一步创新，大量反思性的理论资源有待进一步引入治理研究中来;其次，面对着复杂的现代性社会，治理本身存在着失败的风险，要建立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则必须对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规范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