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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的多余人形象对比研究 　　 内容摘要：日本作家太宰治笔下的“多余人”形象带有极强的个人感情色彩，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具有一定的自我暴露性。这些特色与中国作家郁达夫笔下的带有一定颓废色彩的、同时批判自我和社会的“零余者”形象也极为相似。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塑造和成因两个方面，结合社会历史与作者个人经历，比较研究二人笔下的文学形象。 　　 关键词：太宰治 郁达夫 零余者 多余人 　　 “多余人”这一概念产生于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中，是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文学人物形象。它是当时俄国社会中一部分青年贵族的缩影。而随着国际文化交流和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引进，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多余人”形象。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日本，类似的“多余人”形象也出现在日本文学中。中日两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类似，都体现着“多余人”的特征，与此同时，他们又反映着各自的时代特征。而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创作者，不同的民族文化又决定了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主要集中于他的小说集《沉沦》之中。他们瘦弱、面容憔悴，拥有脆弱的身体和脆弱的神经。作为弱国的寄居者，这些在日本的留学生苦闷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人生境遇，还有无处排遣的性的渴望。他们被日本人所排挤、轻视，弱小的祖国给他们的自卑感让他们在异国他乡遭受着巨大的精神摧残。另外，他们大都是下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被挤出社会的小人物，虽然有才能，却备受经济与政治的压迫从而无所作为。而太宰治不热衷于描写贫困的下层阶级，他所关注的是同自己一样的贵族阶级出身、受过教育，具有一定的知识和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凭借自己与生俱来的家族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在社会中有一番作为。然而，他们却沉迷于声色犬马，不思进取，最后只能成为拖累周围人的“多余人”。 　　 沉溺于酒色和贫穷是小说集《沉沦》中的以“他”为代表的“零余者”和太宰治作品中以大庭叶藏为代表的“多余人”的重合点。他们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时期都有着相同的境遇，寻花访柳、酗酒，然后引发贫穷，然而这种相同的境遇其实有着更深层的根源。首先，他们同是家庭的“多余人”。“他”三岁丧父，家庭穷困不堪，而他家里人却责怪他没有恒性，不能安安生生的求学，常常惹是生非，而且被认为心思太活。而且在家中整日整夜的呆在书房里，与书籍为友。而大庭叶藏因并非长子，在封建式的大家庭中拥有的父爱十分有限，同时，压抑的家庭氛围让他与家庭产生了隔膜感，最明显的是在用餐的时候，大庭叶藏坐在有些昏暗的房间里的最末席上，与父亲母亲相隔甚远。同时，一成不变的用餐时间、井然有序的饭菜排列与死气沉沉的用餐氛围让他感到了巨大的恐惧。以至于后来想到用餐的情景就会让他不寒而栗。而从小就缺少来自家庭的爱让他们感到孤独，因而会更加渴望得到他人的爱。这种从小缺爱而产生的孤独感和对家庭的虚无感滋生了他们的内敛而敏感的性格。在家庭里感受不到爱且对家庭毫无贡献的他们注定是家庭里的“多余人”。 　　 家庭中缺失的爱并没有在其他方面获得补偿。“他”和大庭叶藏在于同龄人的相处方面都遇到了问题。在中学时，“他”以为“他一人同别的学生不同”i。留学日本以后，不仅仅认为全班的日本人都是他的仇敌，而且到后来，连中国同乡和兄长都被他放置到自己的对立面。身处于异国他乡的“他”真真切切的成为了孤家寡人，成为了多余的人。而大庭叶藏，中学时期也背井离乡，寄住在远亲家中。他将哗众取宠的本领发挥到极致，惹得周围人笑声不断。但是这逗笑与滑稽无疑是一张面具，藏在这面具背后的，是大庭叶藏与周围人的无法排解的隔膜感。逗笑和滑稽，只是他这个“异类”融入周围人所使用的手段，进而减少他的多余感。即使后来，中学时期的他与同学竹一交好，也只不过是因为竹一看穿了他的把戏，大庭叶藏害怕他的面具被当中撤下而采取的怀柔政策。除此之外，学业上的无所建树也让他们看不到未来的曙光，浑浑噩噩的生活让他们的步伐拘泥于今天和过去无法自拔。在社会中，他们只能屈身于底层，为了吃喝而挣扎，生活的困顿更是加重了他们身上的多余感。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和太宰治的“多余人”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核心，在于这两种人物形象的多余感的来源。“零余者”的多余感是外界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家境的贫困不堪让他们早熟，更早的接触到成人社会上的人情世故利益纠葛，使其拥有早熟而敏感的性格。而学生时代，特立独行的性格又让他们“失群”，无法在同龄人中寻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认为自己同其他人不同。身处异国他乡，他因为祖国的弱小而自卑，自己为自己打上了“他者”的烙印，并因此而沉沦。例如《沉沦》中的“他”，因为祖国的贫弱，使得在日本生活的“他”受到当地人的歧视，进而感到人生的苦闷，发出感叹“祖国呀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