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研究型大学.docVIP

困境中的研究型大学 　　毫无疑问，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11世纪的巴黎和博洛尼亚、13世纪的马里，继而到16世纪的马塞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是不是今日大学面临的危机只是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机构发展进程中的小波折呢？下面是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虽然作为有着千年历史的机构的大学，可能会在人类的努力下继续以多种形式存在于下一个千年，而作为现代研究机构的大学，其历史不足百年，更大程度上是工业化的产物。 　　我们讨论的大学不是哈佛大学或者威廉玛丽学院这类大学――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而来此学习希腊和罗马古典艺术的学校；我们所谈论的大学也不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为学生迈向哲学、神学等更高领域的大学（包括文法、辩证法、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研究高等教育史的人都了解，我们现在的大学――研究型大学来源于19世纪80-90年代的德国研究型大学，真正形成则在二战后的美国。在二战期间，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和来自大学、政府的伙伴们一起确立的大学价值和资金筹措方式使得现代大学的诞生成为可能。《退伍军人权利法》（GL Bill）、《杜鲁门委员会报告》（Truman Commission Report）以及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的《加利福尼亚总体规划》（California Master Plan）继续执行着已经确立的大学资金筹措方式和大学价值，使得大多数高中毕业生得以进入大学。饶有趣味的是，时至今日，当时构筑的大学资金筹措方式及大学价值都备受争议。 　　很多人撰文讨论大学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高昂的学费，攀升的学生贷款，大学急剧增多而引起的恶劣竞争导致大学管理者开设高收费、无营养、低难度的课程，大学资金来源的减少等。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主席威廉姆?鲍文（William Bowen）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教育学者，重复着美国大学协会主席罗伯特?M?伯达尔（Robert M.Berdahl）的问题：这个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所研究型大学？我们能提供多少所？ 　　与此同时，公众对学院和大学的投资大幅减少。无论是1944年的《退伍军人权利法》、1862年的《莫雷尔拨地法》（Morrell Act）要求设定的土地赠予机构以支持“农业和机械制造业”的规定而形成的联邦和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传统，到内战后联邦自由民局（Federal Freedmen’ Bureau）及私密传教组织（Private Missionary Socities）为美国的新自由民而创设的高等学院的努力，到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加利福尼亚州及最终所有州都颁布创设州立大学法的行动，及大量的奖（助）学金项目，如1944年的《退伍军人权利法》和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项目，所有这些类似的措施目前都越来越少。研究者的一组报告显示，在1980-2009年，美国公立学院和大学接受的政府拨款占学校总收入的份额由44%减少至22%。公众在教育上投资减少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的领导人都是主张减税的一代人。他们目睹了抗议不断的高校学生、知晓高校研究资金的滥用、看到了大学教职员工表面很轻松的工作，因此总结：政府，包括公众，不应该再继续自内战起一直延续到二战后的向高校拨款的传统。一直以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取得大学学位被视为一项公共福利，现在则被视为一项个人的投资。相应地，也只能由那些能够支付得起的人或者愿意承担越来越多的债务的人来投入这笔钱。 　　对高校的拨款（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研究型资金）越来越少，导致大学求学费用惊人攀升，其攀升速度甚至超过通货膨胀。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有诸多解释，也有很多争论。当然，促使大学学费上涨的部分因素已经明确――保障大学运转的规章制度的增加相应地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以确保制度的实施，因此，同前几年相比，主任助理、教务长助理等职位数量不断增多。随着大学教师薪金的上涨，这些管理人员的薪金也随之增加。而且，大学教师工资保持平稳上涨，而完成工作所耗费的成本却日益增涨。随着越来越多的学院和大学认可了戴维?雷斯曼（David Riesman）50年前提出的“学术队伍”（Academic Procession）概念，现在美国的任何一所四年制学院都强调教师个体作为科研工作者的重要性，但是教师的教学生产力则不断下降。把时间大量花费在科研工作上的教师，相应地就会减少对学生指导的时间。结果不仅使得大学教师与学生联系减少，每位教师所带来的学费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大学教师比以前工作更辛苦，一些人努力取得了研究资助，为所在的学校带来的重大收入，但大多数的教师（包括我们）所做的研究工作并不能获得资助，也就不能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