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docVIP

“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近年来，自由主义改革论试图改变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以西方自由主义的所谓“原理”、“理念”为衡量改革成效的尺度，试图改变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竭力主张中国的改革应当“去马克思主义化”、“去社会主义化”，竭力主张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改革都应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一些自由主义改革论者提出了“改革倒退论”、“既得利益论”、“无知无耻论”、“思想阻碍论”和“语言腐败论”，这些改革主张集中体现了自由主义改革观。如何认清这些理论观点的精神实质和实践危害，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防止掉入自由主义改革论的话语陷阱，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我们要始终注意把握好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与自由主义改革观的根本区别，否则，就容易掉进自由主义改革论的话语陷阱。一、改革倒退论国内外经常有人唱衰改革，因为改革没有按照他们的路线图向前推进。有人这样评价过去的改革：“过去十年，我们的理念大大倒退了，我们从相信市场到更多地相信政府，从相信企业家精神转向相信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这就导致了经济上的‘国进民退’。……未来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正、自由、法治、民主的社会。未来经济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重，而且最重要的仍是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市场，这里私有产权制度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是相当低的。”自由主义改革论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理念非常清晰，政治上信奉西方核心价值观，他们所说的“公正、自由、法治、民主”与我们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公正、自由、法治、民主没有共同之处。经济上，唱衰国企实际上是要消灭国企，将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自由主义改革论者认为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力量有两个，一个是领导力，一个是理念。他们认为领导力和理念有四种组合方式：第一是有正确的理念，也有很强的领导力;第二是有很强的理念，但领导力较弱;第三是理念是错误的，领导力也非常弱;第四就是理念是错误的，但领导力很强。据此，他们认为：“最好的是第一个，最糟糕是第四个。过去中国几十年的历史都可以总结为：首先，1949～1976年，毛泽东是最高领导者，他有很强的领导力，但他的理念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是最高领导者，我认为他有正确的理念，也有强的领导力。但在过去十年里，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变化，我们一些理念不再正确，但好在领导力还比较弱，所以，尽管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但还不是灾难性的。”这种高论实际上是一种主观臆断。被自由主义改革论者认为“理念大大倒退”的十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取得明显进步，然而，这些在自由主义改革论者的理念中是得不到反映的。可见，他们的理念也是有选择性的。到处宣扬这种罔顾事实、充满臆断的理念，这是在故意制造陷阱，只是制造陷阱的人可能未必认为这是陷阱，他们是错将谬论当真理。二、既得利益论近年来，自由主义改革论者用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指称中国共产党，对党进行污名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党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允许在执政党内部出现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党必须随时清除利用权力捞取私利的腐败分子，以保持自身的宗旨和纯洁性。所以，在当代中国，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者是一个伪命题。而自由主义改革论者认为：“人们普遍认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改革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不讲人民群众这个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只讲统治集团内部少数人的觉醒，这无疑是一种英雄史观。统治集团内部少数人为什么会觉醒？在自由主义改革论者看来，还是因为那个神奇的“理念”：“美国独立战争后乔治?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然后就回家种地，是出于理念，而不是利益。”经济学教授只看到理念而看不到利益的历史作用，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更为离奇的是，有的自由主义改革论者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相提并论，认为邓小平推进改革，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进行改革也是理念使然”。我们知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开创的改革大业，始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来没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而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改革，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改革论者念念不忘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社会主义的葬送者，其用意不言自明。一些自由主义改革论者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顺应了历史潮流，中国也应该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家，中国共产党应该有勇气顺应“历史大势”实行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否则，中国共产党就没有雅量和智慧。这种将中国指向邪路上的雅量和智慧，中国共产党永远都不需要。三、无知无耻论有自由主义改革论者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这说明自由主义改革论者对市场经济的了解近乎无知，基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恰恰导致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