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除了一身银行欠债，还拿什么东山再起呢？.docVIP

他现在除了一身银行欠债，还拿什么东山再起呢？“‘有钱大家一块儿赚，有风险大家一块儿担’成了周宁上海商帮的制度规范，理性坚决地拒绝郑世纪的借钱请求，是对商帮制度规范的破坏，也隐约是对贾闽辉自己成功经验的否定。”看完这个案例，90年代中期从事钢材贸易的一位校友李先生一下子进入我的脑海。李先生铸造专业毕业后进入五矿集团，经过几年摸爬滚打和经验积累，下海创办了一家钢材贸易公司，主营业务是从钢厂批发钢材，然后在全国各地建立零售网点，赚的也是批零差价，不过各零售网点也做一点初步加工。当时李先生关注的也是资金问题，钢厂、库存（包括在途）和客户分别占有约三成的资金，利润率只有少得可怜的1%，特别依赖银行贷款，另外各零售网点的回款也是李先生关注的焦点之一。周宁上海商帮的发展壮大是一个传奇，特别是经济景气时，在上海钢贸行业从业的周宁人有4万多，占到全县总人口的20%左右，创办了3，500多家企业和40多个大小不一的专业市场。虽说这个现象在华人世界里是一个普遍现象，像去欧洲创业的温州人，还有去东南亚创业的闽南人，但是如此扎堆地在一个远离故乡的地方从事一个行当，的确令人吃惊。我主要有三点感受和启发。第一点是“在商言商”。案例主人公“贾闽辉有经验、有资源、有渠道，唯独缺乏资金”。从事商业贸易特别是钢材贸易这一行，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重资产运行，对于国家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调控特别敏感。贾闽辉只是依靠对钢材市场供过于求的直觉，加上企业经营多元化提高抗风险能力的思考，考虑到转向化工塑料贸易。但是当曾经帮助他入行的郑世纪前来借款圈地搞另一个钢贸市场时，尽管他已经不再看好钢贸市场的前景，却经不住郑世纪三寸不烂之舌，加上贾闽辉本人比较念旧情，理智的判断做了情感的俘虏。这里有三个问题：其一是决策机制。对于闽龙而言，一千万的借款不是一个小数字。事业顶峰时期销售2亿元，利润也只过百万，500万元可能是最高限额了，再搭上500万元的联保，这是牵涉到闽龙生死成败的一个重大决策。郑世纪不仅把自己全部搭进去，同时把闽龙也搭进去了。未经深思熟虑，三言两语草率做出重大决策，是非常不理智的决策机制。这种决策机制比较适应小微企业创立时的决策，效率高，对市场响应快。当企业发展壮大，这种机制就暴露出弱点了，即考虑不周，缺少理性的系统分析，风险非常高。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三思而后行，如果仅仅因为担心没有给当年帮助自己创业的“恩人”留面子的话，可以先放一个活话儿，比如我再合计合计，过两天给准信儿。这样是给自己的决策留一点时间，让重大决策沉淀一下。同时还可以征求一下他人（如周仁贵和化工塑料的合作伙伴）的意见。其二是可承受的损失。贾闽辉的这个决策未考虑的一个关键事项是，他能承受的最大损失是多少。如前所述，假定他的可承受损失是500万元，那么他给郑世纪的借款额度也不应超过这个数字，如此即便这个借款打水漂了，生活各方面总还是有保障的。但是他的面子和虚荣心等，让他夸下海口答应借款500万元，联保500万元，到最后只能是自吞恶果――贱卖存货、房子和车子还贷。其三是侥幸心理。赌博是企业投资的核心，郑世纪的这个钢贸市场也是一个赌博。不过对于贾闽辉来说，这个赌博他自己都没有信心，他比较倾向认同这个市场已经供过于求了，但是导致他做出如此重大的错误决策的一个致命点在于他的侥幸心理，“也许世纪说得对，中国经济好着呢！”当然，人们多数情况下会把自己的期望（好事情更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好的事情更可能发生在他人身上）和判断混同起来，用期望来代替判断。第二点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无数案例表明似乎企业成功的基因最终总是会成为埋葬企业的凶手，闽龙钢贸公司也如出一辙。贾闽辉的成功得益于周宁上海商帮在资金、经验、渠道各方面不遗余力的帮助和提携，但这是建立在乡情和信任基础之上的。“有钱大家一块儿赚，有风险大家一块儿担”成了周宁上海商帮的制度规范，理性坚决地拒绝郑世纪的借钱请求，是对商帮制度规范的破坏，也隐约是对贾闽辉自己成功经验的否定。如何破解这个窘境呢？克里斯滕森在《创新者的解答》（The Innovator’s Solution）中提出了进化论原理，无论是物种或者企业能够生存下来的主要原因是其环境适应能力，而不是自身的强大或者智慧与否。因此，对于像贾闽辉这样获取了第一桶金的创业者而言，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审时度势更为重要。或者说是成功经验本身并不足以成为成功经验，成功经验与大势的顺应才是真正的成功经验。案例中，周宁上海商帮和贾闽辉之所以能达到当时的辉煌，都是因为顺应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和中央托盘的政策。在这种大的潮流背景下，才可以“有钱大家一块儿赚”；离开了这个背景，当经济形式不好，银根紧缩时，“有风险大家一块儿担”就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第三点是“来自共同身份的信任”。在我看来，信任是微观层面的概念，而信用是宏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