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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腐立法约束权力为了推动制度反腐，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精心准备了一份“关于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议案”，在今年两会上得到关注。 形成完整的反腐败立法体系中国新闻周刊：你呼吁加快反腐败立法，初衷是什么？周光权：腐败问题，其实质在于权力的滥用。基于此，可以考虑以“集中型”与“分散型”相结合的方式，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在宏观上整体指引，在微观上从三个方面（预防性法律、惩治性法律和监督性法律）加快和推进反腐败立法，从而形成完整的反腐败立法体系。 3月6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要重视基层风气问题，下大气力整治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不良行为，对随意插手基层敏感事务、截留克扣基层物资经费、处事不公、吃拿卡要、侵占群众利益等问题，必须严肃查处，绝不姑息。要使反腐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使反腐工作能具有长期效应，形成以“打击”为基础，以“控制”为特征，以“预防”为重点的综合治理体系。所以我呼吁加快和推进反腐败立法，应体现惩防并举、综合治理、从严惩处、慎重准确、特殊犯罪特殊处理等原则，并注重可操作性。我认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核心，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目前打击腐败还存在哪些障碍？周光权：我认为，当前反腐败面临三方面的障碍，一是观念层面的障碍。很多地方领导（尤其是县、乡两级领导）长期习惯于任意行使职权，权力受到的约束很小，观念上很难转变，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很难在短时期内养成，因此腐败问题难以根治。二是制度层面的障碍。目前，我们还缺乏约束地方领导的有效机制;缺乏有效的追责程序和机制，违法成本极小，被追责官员很容易“复出”;选人用人上的腐败被查处的几率很小，干部被带病提拔、甚至越腐败提拔得越快的现象屡见不鲜，遵纪守法的人上升空间有限，依法办事的激励机制没有真正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一系列反腐败配套制度远未建立。三是操作层面的障碍。法律法规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潜规则”盛行，买官卖官现象不是个例。目前，腐败现象盛行与地方政府不依法办事有关。无论国家层面制定多少有效的法律，只要地方政府不依法行政，政府违法就每天都在发生，就会出现很多不符合法律精神的行政行为，腐败就难以避免，法治中国建设就难以实现。因此，在当前法治中国建设面临方方面面挑战的大背景下，通过反复梳理不难发现：通过国家反腐败立法，规范和约束权力，就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抓好立法工作，在当下刻不容缓。没有好的立法，依法治国、法治反腐都无从谈起。建成反腐体系，在立法的层面，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出台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其内容包括一些综合性与程序性的规定。具体内容为国家反腐败机关的职能、权限、职责、公职人员行为准则、任职方面的限制、相关立法的咨询程序、反腐败程序相关条款等等。在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中，要进一步完善现有刑事法律中的贪污、贿赂犯罪的内容。当前，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打击腐败的需要。为此，《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修改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完善行贿犯罪财产刑的规定，进一步严格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草案的规定，有着现实的合理性。今后，应该增大贿赂标的物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扩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的范围，删除渎职犯罪中徇私的要求，降低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的定罪门槛，以促进和加快反腐败国家立法。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出，加快和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必须建构预防性法律体系，对此该如何理解？周光权：我呼吁推进反腐败的国家立法，不是仅仅制定《反腐败法》一部法律，而是要制定一系列法律，形成“法律群”，来制度化地约束和规范公权力，有效防止腐败，从而达到治本的目标。我认为有以下五个方面需要完善：一是抓紧制定规范化选任地方行政官员的法律。地方官员选任仅仅靠制度、政策还不够，还要靠法律。通过制定法律和改革现有选任制度，把没有实干精神而只懂得投机钻营的干部排除在选任范围之外;需要通过立法形式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二是制定《行政决策法》《行政执行法》等行政程序法。目前，国家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但它们都只是规范特定种类的行政行为的法律。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量行政行为（包括行政决策行为、行政检查行为、行政收费行为等），都缺少相关法律规范。只有制定《行政决策法》《行政执行法》等涵盖重大决策、行政执行等程序在内的行政程序法，才能有效解决地方公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要依法进一步清理行政审批权力，约束政府的行政审批权、执法权，限制、取消某些地方自行设立的执法机构。三是制定《行政绩效评价法》。目前，因为考核评价机制不合理，地方的政绩观错位，地方政府为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