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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上灯形象看女性精神成长著名作家方方的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以民国大汉口为背景，书写了汉剧明星水上灯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尽管小说并没有表现明显的性别立场，但通过提供一个独特的女性标本和对于她一生精神发展的回顾，体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用对女性生命体验的传达观照女性的成长，给予读者诸多启示。女性与时间女人与时间是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小说《水在时间之下》一开始便将女主人公水滴（水上灯）放置在时间这个巨大的命题之下：“这世上最柔软最无情的利刃便是时间。时间能将一切雄伟坚硬的东西消解和风化。时间可以埋没一切，比坟墓的厚土埋没得更深更沉。”时间对于女性来说，远不只是一种生命的维度，是粒子的连续流动，或是物质与距离的标尺。“至于时间，女性主体（female subjectivity）似乎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尺度，本质上维持着文明史所共知的多种时间之中的重复和永恒。一方面，是周期与妊娠这些与自然的节律一致的生物节律的重复出现，……另一方面，也许作为结果，是永恒时间具体存在，不可分裂，无可逃避，……”因为特殊的生理构造，女人与时间保持某种和谐和律动，或者说她本身就暗含了时间的四季循环、死亡与复生。然而，“如果女性主体置身于‘男性’主体的价值建构之中，那么，就某一时间概念来说，女性主体就成了问题。这一时间概念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时间，呈线性预期展开，分离、进展和到达的时间;换句话来说，历史的时间。”[1]男权主义的暴力让女性的永恒时间破碎，被纳入到线性时间的体系。从此，女性开始纠结于线性与循环之间、刹那与永恒的分野;从此，青春美貌献祭给男人，美人迟暮、红衰翠减成为女性心底最深切的焦虑和最难忍的隐痛。“水在时间之下”，时间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是水滴生命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符咒，是始终悬挂在她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许读者并没有发现，水滴一生不幸的肇端就是时间?D?D水家以灾星说强迫李翠弃女的行动，其根本在于水家正妻刘金荣对年老色衰的恐惧和对姨娘李翠青春年少的嫉妒，这种理由秘不可宣却动机深沉。除却刘金荣，小说中描写的其他女性毫无例外皆遭受着时间的打压，沦为时间的奴隶。李翠依靠美色依附于水家两代父子，维持一生的荣华富贵。水滴的养母慧如妄图抓住青春的尾巴，被风流琴师吉宝伤害，生死不明。玫瑰红害怕结婚会遭观众抛弃，在汉剧舞台上红了十年，也让万江亭痴等十年。她们自觉或不自觉认同了男权政治下的线性时间，将青春作为筹码与男性进行着不等价的交换。如果说自童年开始，小水滴就感受到时间的挤压、岁月的无情，那么她对时间的理解一定或明或暗地来自于上述几个女性的经历。时间给予水滴深切的紧迫感，几乎是快马加鞭地催化她变成汉剧红角水上灯，催动着她去成功、去复仇或去恋爱。有些人的生命或许是静水深流，而她则是一江狂涛急于投奔怒海。时间的残酷于她，既是青春容貌的短暂，也是艺术生命的有限，更是世事无常的考验和时局变幻的压迫。她内心对时间充满了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恐惧，如当玫瑰红诅咒她在舞台上红不了十年，她放言说，拼了命也要破玫瑰红的咒，至少在舞台上红十年零一天。她用一生抗拒时间，却终不免于被时间摧毁，后半生用隐名埋姓展现出一种臣服于时间的姿态。无助的成长与性别错位因为生父水成旺的意外身亡和水家正妻刘金荣的善妒，不幸的水滴出生便遭受巨变和打击，然而铸就她厄运的是整个成长阶段的不正常遭遇。成为杨家的养女后，贫贱的生活和被欺凌被侮辱几乎成为她幼年生活的全部。水滴的家庭结构中，养母慧如是个若有若无的角色，她无法带给水滴足够的母爱，倒是给水滴的人格成长制造了足够的反面因素。真正对水滴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养父杨二堂，她和父亲的关系更亲密也更牢固。然而，这却是一个卑微到极点，也懦弱到极点的男人，操贱业，遭白眼，受冤气。“他深知自己窝囊，但他却没有能力来改变这个窝囊。于是他就更加窝囊。”“下河人”杨二堂的极端懦弱使得他无法承担父亲的身份，反而不正常地“客串”了母亲的形象。父亲的缺席造成了水滴成长的无助和茫然，她不得不经常扮演家庭保护者的男性角色，为父亲和家庭出头、伸冤、报复，成为她童年一再上演的插曲。父亲没有执行父亲的角色，一方面规避了过多的父权制度的制约和压迫，但另一方面又让女儿在人格建设和社会角色建立方面缺乏必要规范和引导，造成了性格中的恣纵放任、不顾一切，以及性别意识的错乱和对性别身份的迷惑。水滴的人格中有的是天性的放纵无羁、对规则和道德的蔑视，而少的是隐忍和节制的因子，不择手段，爱走极端;她的人生因此大起大落，仿佛一场挥霍表演，挥霍青春，挥霍才情，挥霍感情，直至将整个生命在前半生透支殆尽。父权的权威是压迫性的，但父亲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父亲虽然不代表自然世界，却代表了人类生存的另一极：代表思想的世界，代表人造物，代表法律与秩序，代表纪律，代表冒险和旅行。是父亲来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