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到甲午：日本人的中国观之变.docVIP

从甲午到甲午：日本人的中国观之变多少年来，中国人不断揭露和声讨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自然有必要，但不能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对当年侵华日军的暴行，应摆脱固定的“脸谱”式描绘，从民族文化的维度，探索当年东洋武士乃至民间的对外扩张思潮是怎样形成的。在中国制造屠杀暴行的日本人，参加“皇军”前大都是老实的下层工人、农民，到了中国大地上却成了凶神恶煞，其思想根源除了“皇国至上”的教育，也在于日本社会上长期流行的蔑华、辱华风气。仰视、平视和俯视据一些专门采访老兵的日本学者统计，只有二成左右的老兵能反思战争罪行并表示对不起中国，一成左右的人还坚持“大东亚战争”有理，七成的人虽对侵华战争表示遗憾却又认为“当年打仗是没法子，打起仗来军纪也难保证，难免有施暴的事”。这种比例清楚地表明，战后日本社会并没有清算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追溯起来，中国过去曾是日本人崇拜的文化母国，不过其对华态度却经历了仰视、平视和俯视三个阶段。在中国的唐朝至宋朝，日本对华基本是仰视，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走出了蒙昧落后时代。从元代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转为平视。日军借所谓“神风”（即台风）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后来出现百年倭寇之患和丰臣秀吉侵朝，幸亏明朝军队在朝鲜打败日军，才使其收敛了野心和傲气。甲午战争中日本将清军打得一败涂地，自此以后半世纪里，日本人傲慢地自居于中国之上，形成了俯视。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对“落伍民族”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征服，旅顺大屠杀等暴行就是在此种观念下制造出来。此后几十年，随着两国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差异越拉越大，日本社会上蔑视中国的观念日益强烈，其军人在华挥舞屠刀也就如宰猪羊。“豚尾奴”到“支那人”多年来，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侵略者的台词中往往使用“中国人”一词，这其实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那时东洋社会上只轻蔑地使用“支那人”之称。这一词汇对于现在中日两国的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陌生，然而在日本侵华的年代，这是一个带有国耻烙印的称呼，让中国人感到刺耳痛心。甲午战争之前，一般日本人对作为自己文化源头的中国还持有某种尊敬，横滨的华侨尽管也受到一些排挤却不至于公开受辱。自从“日清战争爆发”的售报铃声响起后，“猪尾巴”“豚尾奴”就成为日本社会上称呼中国人的绰号。唐人街上的华侨男子一走出街区，就有日本小孩在后面追逐，有时还肆意扯其辫子，口里喊着“清国奴！豚尾奴！”路边身着黑制服的警察看到，不仅不加制止，还往往放声大笑。随着日本人在中国大地日益横行，东洋三岛上华侨的地位日低，留日学生也愈受蔑视。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不能再称中国为“清国”，中国人也都剪去了辫子，没有“猪尾巴”了。日本人从此轻蔑地称其为“支那人”。甚至日本小孩子吵架也常这样骂道：“你怎么这样笨，你父母肯定是支那人！”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一些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满足于“支那”这一贬词，还在社会上蔑称中国人为“强克猡”（“猪猡”之意）。在日本的华人外出时，经常可以听到这种辱骂。鼓吹本民族地位至上，要夺取他国领土作为“生存空间”，并视被征服国人民如草芥任意杀戮，是20世纪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德国纳粹自诩日耳曼人是“优秀民族”，理应消灭“劣等民族”，这也是其党卫军、国防军乃至冲锋队犯下反人类的集体屠杀罪的思想基础。在东方，日本军国主义者“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和对东方其他民族的轻蔑，同样是驱动其侵略扩张和制造无数暴行的思想基础。战胜国终于被称为“中国”战后国民党政府因忙于内战，放弃了向日本派遣占领军。不过，经过中国派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的强烈要求，美国占领当局命令日本政府不得再使用“支那”一词。“支那”这一令中国人极感屈辱的名词毕竟从此从日本公开出版物中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为战胜国，但战时国民党政府的许多表现令许多日本人轻蔑，战争结束时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的形势又没有改变，在战败者心中并没有真正确立起应有的尊重。日本人普遍认为“我们是被美国打败的，并没有败给中国”，民间相互之间谈论中国时还习惯使用“支那”一词。“支那”一词真正得以从日语中消失，关键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敢于出兵朝鲜，美国舆论惊呼遭到“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震惊了。一再看到和听到“中国人”“中共军队”取得胜利的新闻报道，许多日本人在感叹之余，对中国产生了真正的敬佩之感。抗美援朝的战报传到东北的日本战犯管理所时，那些由苏联递解过来、一向表示不服的战犯们，重新认识到自己老对手的强大力量，多数都低下了脑袋表示服罪并愿意接受改造。在日本的老一代华人从切身的体验中也大都深深地感受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他们挺起了腰杆，朝鲜战争才使他们的祖国被承认为强国。国力对比转换带来心理不适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政府跟随美国敌视中国，不过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