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新潮》的新潮社.docVIP

办《新潮》的新潮社在整个参观过程中，记者最为好奇与疑惑的是新潮社陈列室，这间陈列室的场景定格于“五四”前夜：四周依墙列着用竹竿挑起的布面标语，长条桌上摆着铁皮喇叭、水壶、笔墨纸砚等等，一张写有“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字样的标语晾于桌上；砚台下面压着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通告疾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参观结束后，记者去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内部图书馆，在图书馆里只找到《北大红楼的历史、沿革、考论》中关于新潮社的些许介绍。于是又利用周末的时间搜索了中国知网上与新潮社相关的文章，并认真地进行了拜读，脑海中大致勾勒出了新潮社比较清晰的画面。新潮社是五四时期北大的主要学生社团，《新潮》是其创办的刊物，自1919年1月创刊到1922年3月停刊，先后延续了近四个年头。新潮社在《新潮》停刊后坚持出版了《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1925年最终结束一切社务。这一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开展时期，新潮社成员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有些还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新潮》是《新青年》的后继者，是《新青年》的姊妹刊物。新潮社受《新青年》的影响很大，并与《新青年》形成掎角之势。始于西斋四号1919年，北大学生相继创办了《新潮》《国民》《国故》等杂志，这些杂志基本上与新旧各派的老师，形成了对应关系。其中《新潮》更多受到了《新青年》的影响，致力于介绍西方学说，反对封建传统，创作新文学作品，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者陈独秀、胡适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新潮》的事情，要从北大学生宿舍西斋四号说起，这是一间普通的学生宿舍，里面住着四个同学，一位是待人谦恭、性情温和、潜心于哲学和古史研究的顾领刚，一位是爱唱昆曲、专心研究词章的狄君武，还有一位是一门心思研究佛学，后来在天目山出家做了方丈的周烈亚，最后一位是才学胆识过人的傅斯年。傅斯年和顾领刚都热衷于史学，志趣相投，后来，他们又折服于胡适的治学方法。西斋四号还吸引着许多同学，其中一位是西语系的罗家伦。罗家伦也是聪明好学、胸怀大志的学生，他经常到西斋四号来海阔天空地谈天。因此，他很快和这间宿舍的同学成了情投意合的好朋友，尤其是和傅斯年甚为密切。傅斯年有晚起的习惯，罗家伦在早晨到校上课前经常去掀他的被窝，把他气得嗷嗷大叫。罗家伦和傅斯年都酷爱读书，他们每月都向日本的丸善书社买几本新书。丸善懂书，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凡有新书就给他们寄来，掏空了他们并不多的几个零用钱。为了省钱，他们便共同买书交换阅读。这反而增加了交流讨论的机会，培养了共同的兴趣，获得了一致的见解。为日后创办《新潮》奠定了基础。另外，西斋四号还是“同乡会”的集结地，在当时的北大，“同乡会”是学生间重要的联系形式，山东籍的学生思想情趣都比较一致，所以联系就更加密切。正因为如此，同是山东籍的傅斯年、杨振声、徐彦之、汪敬熙等人，都成了《新潮》的骨干。在这些人里面，杨振声、汪敬熙是五四时期的新小说作家，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杨振声曾经说过：“在《新青年》杂志社老师的培养下，我们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逐渐地以至突然地，一些青年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这些朝气蓬勃、声气相投的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事实上已经置身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潮流之中了。但他们做得更多的还是在高谈阔论，还没有采取更具体的行动。当他们不能不谈，但又厌倦了空谈的时候，他们决定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了。1917年秋天，傅斯年、徐彦之和顾领刚就产生了由学生自己创办一份杂志的想法。事隔一年，徐彦之与陈独秀讨论了这个想法，陈独秀支持了他们。他们得到了学校借支的2000块钱。这件看起来很顺利的事情，其中还有些波折。主要原因在傅斯年身上。傅斯年国学根基坚实，对章太炎学说用功甚深，在北大是尽人皆知的黄侃高徒，章学传人，为此，陈独秀对他参加新文化营垒的动机有些怀疑。其实，傅斯年正是在对旧文化深切了解的情况下背叛旧文化的。因此，他的文化态度，较之他的一些同时代人，更为清醒、冷静和理智。后来，在胡适、周作人的解释下，陈独秀才放弃了对傅斯年的戒备。当然，黄侃等人也为自己的得意门生的倒戈，伤透了心。俞平伯、毛子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毛子水曾说：“俞平伯先生同我参加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叛徒……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1918年10月13日，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杨振声、汪敬熙、顾领刚、俞平伯、康白情、毛子水等22位北大学生，邀请胡适做顾问，举行了筹建新潮社和《新潮》杂志的预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办刊宗旨，即：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徐彦之将杂志的英文名字定为The Renaissance，敢将自己的事业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类比，可见他们态度的自命不凡。罗家伦则把杂志的中文名字定作《新潮》，这是受到了日本19 世纪末和20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