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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洛瑟与杜威之间摘 要 路宝利博士的新著《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普杜之辩”研究》以美国中等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集中就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念――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及其多维度辩争作出了颇具创新意义的解析，对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的历史选择作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为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提供了可供聆听的“历史声音”和可供比照的“历史镜像”。关键词 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职业主义；民主主义中图分类号 G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36-0052-03日前，路宝利博士《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普杜之辩”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读来颇受启示。该著以美国中等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集中就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念――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及其多维度辩争做出了颇具创新意义的解析，对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的历史选择作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为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提供了可供聆听的“历史声音”和可供比照的“历史镜像”。概而言之，《“普杜之辩”研究》在下述四个方面，读来印象尤其深刻。一、基于“跨界”属性的写作范式基于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普杜之辩”研究》以多维视角综合解读了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并在政治、经济与教育，雇主阶层与雇员阶层，以及民主与效率等多重因素的博弈中，全面诠释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理念、路径辩争与选择的历史命运。作者还颇具匠心地将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的教育学维度、民主主义与职业主义的社会学维度、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的比较维度等多维研究视角及其相关分析合置于“普杜之辩”这一历史事件之中，借助于“普杜之辩”这一历史线索整体展示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主题与逻辑。在论述中，《“普杜之辩”研究》并未拘囿于历史宏观叙事的传统写法，也未满足于历史事件的一般梳理与节点划分，而是在基本线索中嵌入了凸显主题的心理学、课程论、知识论等微观阐释，遂而实现了对普洛瑟与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立体式把握，保证了有关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探索超越教育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层面，而进入专题史与整体史层面相结合的研究高度。研阅文献可知，将职业主义、民主主义之说并置探究，且与“普杜之辩”相互诠释，是《“普杜之辩”研究》的贡献，其间看出著者选题的高度与构思的巧妙，而选题创新、视角创新、内容创新等在本著中皆有体现。二、基于“本土”自觉的职教旨趣诚如著者在书中所言，作为世界职业教育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普杜之辩”及其与欧洲不同的美国中等教育“单轨”制，引发出关于“职业教育本土性”问题的不断追问又恰恰蕴含着超越本土的意义。的确，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而且同样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美国本可照搬欧洲母国的发展轨道，但其可贵之处在于选择了“在移植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的本土道路。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的颁布成为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走出欧洲框架的起点，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冲突与融合在美国呈现出别样的状态，“普杜之辩”与“单轨”制所彰显的“本土”自觉意识为世界各国建构具有自身特征的职业教育模式提供了启示，有关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雇主阶层与雇员阶层、效率与民主等多维冲突的讨论则为其他国家教育制度的创设提供了典范。由此看来，著者对于该事件的评价颇具道理。即“普杜之辩”起于本土之需，止于本土模式之确立，这即是职业教育的本土性，而本土性往往蕴含着世界的意义。反之，当下有许多国家依然在照搬他国经验，本土话语遭致缺失，美国则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坚守“美国模式”。事实上，自1620年11月11日承载着清教徒的“五月花号”航船抵至北美大陆起，这支拓荒者群体在三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中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皆创设出了独特的美国范式，中等职业教育如是。“本土”取向关乎职业教育之生命。否则，哈里楠亦不会有如此的慨叹，在《教育社会学手册》一书中，哈里楠言到：“在职业教育能够最有效的提供安全网的国家（德国和瑞士），职业教育反倒带来了职业声望的种种不利；而在职业教育不能有效提供安全网的国家（美国），其带来职业声望上的不利却要小得多。”[1]这大概即是综合中学的“平衡”功能所带来的影响，或是普洛瑟与杜威之间的思想“张力”所致。美国中等职业教育游走在普洛瑟与杜威之间是安全的，遗憾之处在于，世界诸多国家一直在沿袭“普洛瑟”路线，即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朝向杜威的理想”，但照搬国家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行走，这是落后的根源，没有思想的原创是危险的，这对于当下的中国尤其适用。三、基于“基本”概念的重新审视目前“职业教育”定义有百种之多，但由此恰恰诠释出人们对于职业教育基本概念还不十分清晰，确如著者所忧，即实践层面完全是在“似是而非”的情况下展开的。事实上，什么是职业教育？既使对于当代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研究者来说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