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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我国缓刑适用实质条件的完善摘 要：我国缓刑适用的条件可以分为形式条件、实质条件和排除条件三类。实践中，因缓刑适用实质条件的模糊性，造成司法机关适用缓刑标准太抽象、主观性太大，既产生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也有碍我国司法权的规范运行，为此应将实质条件从缓刑适用条件中独立出来予以考察，对缓刑适用实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明确化、具体化，从规范化角度规制司法机关的缓刑适用权，从而减少刑罚执行制度的不平衡，使司法权在规定框架内规范运行。关键词：缓刑；实质条件；人格因素；负面清单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074-03缓刑，指对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且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条件，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间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刑罚制度。一、缓刑制度在我国的立法及适用情况我国在1979年的刑法中即规定了缓刑制度，其中第67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该缓刑条款的不明确性使司法机关在个案判断内容及裁量把握上，不得不凭“审判经验”来做出裁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缓刑滥用和缓刑紧缩这两种极端现象，不仅引发个案的差异，也引起了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同时亦增加司法腐败的风险[1]。因此，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吸收理论成果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缓刑适用条件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尤其是对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重新加以整合，细化为四个要件：一是犯罪情节较轻；二是有悔罪表现；三是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是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但是，除了“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这两个与罪中、罪后有关的已知因素，立法又增添了“没有再犯罪危险”及“对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这两个未知因素。其后果，则是使司法机关的缓刑适用标准更“云里雾里”。据有关数据，近八年来全国法院判决缓刑的案件数已占同期刑事处罚案件总数的三成以上，根据笔者对S市的调研，2009年至2013年，刑事案件的缓刑适用率常年处在19.7%、21.7%、26.6%、32.9%、30.90%，且有逐年增高之趋势。然而，笔者在S市也统计到，近年来判处缓刑罪犯的重犯率、撤缓率也有“水涨船高”之势，尤其是侵害财产类、人身伤害类、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案件的重犯率尤其突出。同时，笔者还在不同司法人员处了解到，司法人员对于缓刑适用条件的把握以“感觉”和“经验主义”为主，个案的判断差异确实已显现多时。由此可见，尽管在当今社会，缓刑在抗衡犯罪的刑事政策中已担任重要角色，对于教育改造行为人、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缓刑适用条件上的模糊和不确定使得这样一个适用频率高和影响范围大的刑罚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失范的运行状态，笔者认为，对缓刑适用条件的规制已刻不容缓。二、缓刑适用及司法权规范运行之关系笔者在研究时，曾与司法人员有所交流，有同志认为，目前我国刑罚的发展趋势是轻刑化，国家强制力只是起到威慑作用，更多的应当依靠社会道德和经济法则去实现，因此，对待缓刑的态度，应当是“宽”和“松”，而不能“窄”和“紧”。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所谓“宽”、“松”、“窄”、“紧”并不是一成不变，不能因为轻刑化的发展趋势而“削足适履”，相反，应当站在辩证的角度来理解。笔者并不否认，长久以来，我们的刑罚观念一直停留在传统的“以暴制暴”上，而当今文明的发展，要求将刑罚从过去的报应工具向社会矫正工具发展，从刑法的立法规定来看，无论是“不致再危害社会”，还是“没有再犯罪危险”的文字表述，都是向着防止行为人再犯及防卫社会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一些行为人被适用了缓刑，之后又重新犯罪，有些人甚至在极短的时间内重犯，在这些人第一次被判刑的时候，我们的司法机关秉持着治病救人的愿望，希望行为人能通过社会矫正改邪归正，但是，为何事与愿违？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因素不得不考虑：一是社会矫正机构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强，对缓刑犯的人身控制程度较松，造成未达到应有的社会矫治效果；二是由于立法规定的模糊不清，造成司法人员对适用缓刑条件的认识不一，引发一些司法人员主观随意的问题，造成了部分“放纵“现象。近年来，我国施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获得显著效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本质在于“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轻微犯罪现象，对行为人施以宽缓的刑罚，有利于实现人的心灵矫正，但社会上总还存在着一小部分严重危害社会的顽固不化分子，对他们的宽缓，就是对社会的不公，就会为今后的社会稳定埋下更大隐患。因此，适当规制缓刑适用条件，做到“宽窄有度、松紧合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