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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重要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 　　“小乡”时代，乡干部只管传政策、盖公章、催公粮、抓计划生育，群众也只想着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建镇并乡撤区后，政府开始抓产业，群众开始关心市场。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工作主旋律时，我省基层干部群众的观念也基本跟上了趟。 　　很多人或许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贵州进行过一场重要而特别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这就是建镇并乡撤区。 　　这是一次重要的改革 　　涉及面广。当时除贵阳所辖5个市辖区，区下直设办事处，以及铜仁的玉屏、黔东南州的岑巩因规模小和历史上多次变动，为县直辖乡外，全省还有80个县和特区在县和乡之间设置有区。因此，这次改革直接涉及约630个区，3776个乡（镇），5万余名干部职工，关系到3000余万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 　　争议很大。一方面，区管乡由来已久，大家已经习惯，撤区后，小乡并为大乡，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运转方式以及干部职工的工作、生活方式都要转变，需要时间适应。另一方面，乡是最基层一级政权，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并乡弄不好会削弱基层组织建设，大家都很担心。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不应撤区并乡。因为贵州是山区，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农村主要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乡的主要任务就是传达贯彻中央精神，完成上级交办事项，了解反映社情民意，调解群众矛盾纠纷，以及给办结婚证的人出具证明等。因此，乡小一点，简单一点好。当时还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撤区并乡，百姓遭殃，包起午饭，来盖公章。”讽刺并乡后群众办事会不方便。二是撤区并乡势在必行。因为区只是县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权，但服务功能比乡健全得多，导致“虚实颠倒”;县乡之间加区这一层次，行政层级多，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不能迅速传达落实，降低了效率;乡级机构规模普遍过小，经济基础薄弱，不利于发展商品经济;乡级机构人少事多，待遇较低，不利于调动干部职工积极性。岑巩，玉屏等县的干部群众普遍认为，取消“二传手”，党的惠民政策和群众见面更直接。 　　影响深远。一是有力推动了基层干部又一次思想解放。通过讨论，大家逐步认识到，公社改乡已实行多年，体制红利明显递减，已不适应现实发展要求，必须改。实践证明，改革结果让干部群众都尝到了甜头。二是有效促进了基层干部群众的观念转变。“小乡”时代，干部只管传政策、盖公章、催公粮、抓计划生育，群众想的也主要是如何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小农意识比较严重。并乡后，政府开始抓产业，抓财政;群众开始关心市场，思考如何把产品变为商品，市场经济观念逐步树立。特别是建镇并乡撤区工作还未完全结束，即遇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工作主旋律，基层干部群众的观念基本跟上了趟。否则，恐怕还要晚几年才起得了步。三是奠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基层体制基础。这之后的改革，有撤乡设镇或改办事处的，有撤小村并大村的，但都是局部调整，大格局基本未变，为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是一次特别的改革 　　中央领导提议。1990年新春伊始，时任国家民政部常务副部长的张德江同志来贵州考察调研扶贫济困工作。在基层走访过程中发现，贵州普遍在县和乡之间设有区这样一个中间层次作为县的派出机构。而且，不管是机关，还是民政等社会管理服务部门，机构都只延伸到区。如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粮管所等，而乡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除了书记、乡长、人大主席团主席，只有秘书、财政员、计生员等，统共十来个人，很多基层服务工作做不了，区乡“虚实颠倒”。这样的体制，不仅不利于服务群众，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况且，全国还保留这种行政体制的地区已寥寥无几。因此，与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座谈时，张德江同志建议贵州尽快改革，撤区并乡，把乡政府充实健全。 　　1990年3月20日，贵州省委召开常委会研究 “撤区改镇并乡”，决定由省民政牵头，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人事局、省编委、省体改委派人参加，调查研究后再商议具体实施方案，建镇并乡撤区由此拉开了序幕。 　　工作方案独具特色。一是文种特殊。省委省政府开展建镇并乡撤区的工作方案，既不是《决定》，也不是《实施意见》，而是《指示》。二是文字简练，全文不足5000字。笔者当时在省委办公厅调研室工作，全程参与了前期调研，并承担了本组分报告和给省委省政府总报告的文字撰写工作。 　　1990年12月的一天上午，当时分管调研工作的省委副秘书长伍席源同志向我交待：省委省政府近期要研究撤区改镇并乡，要我赶快以省民政厅的名义，草拟汇报材料初稿。我考虑到汇报材料必须简明扼要，就把调研情况，遇到的问题，基层的情况反映和大家的意见建议梳理若干条，写成关于撤区改镇并乡调研情况及意见建议，下午就交了稿。次日，又带上伍席源副秘书长审改过的稿子，随时任省委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