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第二次转型以制度建设为中心.docVIP

2004-9-14 胡鞍钢：中国第二次转型——以制度建设为中心 转贴 一、第一次转型：开创“经济建设时代”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党的中心工作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反映了历史纶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全会做出的工作中心转移的新战略，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倾错误方针，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的战略转移问题。 这是中国共户党的中心工作第一次转型，被视为中国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开辟了中国改革发展开放的新时期，开创了“经济建设时代”。 二、需要第二次转型：开创“制度建设时代” 进入21世纪，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不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如邓小平提出的三步战略设想，而且还要实现制度现代化，如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设想（1980年）。为此，中国共产党需要进行第二次战略转型，即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制度建设为中心。其原因是： 第一、济建设已经不是党的中心工作了，党和政府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对宏观经济的“控制者”、“计划者”转向为“指导者”和“引导者”。应当说，党和政府始终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促进社会快速变迁，保持社会稳定，日益对外开放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被置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但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经济活动主体如企业、国内外投资者、农卢和广大消费者成为经济建设的主体，由于计划经济不断被市场经济机制所取代，政府逐步从竞争性领域撤离出来，国有经济比重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并日益超过国有经济比重。党和政府对经济活动领域仍然坚持以往实行的全面控制、过度参与的做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体制背景，如果继续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就会继续过度的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同时也会人为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经济租金和政治租金，成为日益严重的腐败的重要来源。 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能自动地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过去20多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当前，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结构性的不稳定因素。经济持续增长并没有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反倒愈来愈强化。20年的实践表明：凡是保证了社会公正的时期（如80年代初中期），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也得到了保证；凡是牺牲社会公正的时期，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也会受到威胁，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社会分配不公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个伦理问题，它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坚持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能否坚持“共同富裕”防止贫富两极分化，是中国改革成功戊失败的关键标志。邓小平早在十年前就警告，“如果摘两极分化，情况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实际上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性（基尼系数）在过去20年是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国家之一，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解决这些矛盾是不能仅仅靠把蛋糕做大，更重要的是建立国家基本制度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人民民主参与制度等，从制度上保证中国防止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第三、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至少包括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一是经济现代化，如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另一方面是制度现代化，即实现国家基本制度现代化，并更好的实行良治，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全体人民福利最大化。国家制度建设是一个现代国柬的基本制度和国家“基础设施”，它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实现国家制度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目标，而且也是典型的国家性公共物品，没有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如果说过去50年，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首先发动和积极推动的，现在仍需要由党和政府指导和引导并激励各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