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拆迁.docVIP

抗战时期的拆迁 四川省会成都在民国时期，从刘文辉开始，城市周边先后建起达16个机场，密度堪称全国之最。尤其是1943年—1944年，扩建和修建了七座大型军用机场，其中四座专供美军大型战略轰炸机B-29（又称“超级空中堡垒”）直飞日本实施轰炸，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在修建和扩建机场过程中，四川征调了数十万民工。笔者一位远房长亲当年参与机场修建，后来言及此段经历特别是与美军军官的友好交往，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无论是国家责任还是民族自豪，最终都要落到一分一厘金钱、一寸一寸土地的取舍，一日一日人工的花费上，而通过上述16个机场之一的崇庆县王场机场在修建中的拆迁问题，就可以发现，百姓的具体利益是怎样丧失在政府所代表的的民族和国家利益之中；而政府又是怎样在代表国家和民族利益时，不善对待百姓具体利益，最终反噬自身。 1939年3月，县政府奉命公告：王场猴子坝要修国防机场，严禁勘测范围内农民进行耕种，所有冬水田（注：四川当地冬天仍然蓄水，春天便于插秧种稻的耕地）一律放干。但是这个公告并没有说明所征用耕地的地价，以及房屋、坟地的搬迁费和青苗费。当地农民一看便慌了神，气愤地说：“对这些问题为啥不说个子丑寅卯？我们全靠这些土地生活，要我们停耕，叫人怎么生活下去？” 4月5日，航空委员会派出工程员到现场搞测量，区公所派出4名警士保护。农民一见，万分气愤，其中一人突然将测量仪器推倒，大声吼道：“连地价都没有说个名堂就开始测量，我们老百姓以后住哪里？不种田，喝西北风吗？”顿时，被激怒的农民毁坏测量器械。测量人员见状，纷纷逃入区公所。 农民们追到区公所，高呼“把测量队交出来”，后冲进区公所，打砸桌椅门窗，又到测量人员的住所毁坏其衣服用具。 区公所值班人员一面急电县政府，一面命警士抓人。闹事农民一见，一哄而散，纷纷逃走。县府闻报后，派出两名科长，不询缘由，以“肇事祸首”为罪名，拘留七人。测量人员于两天后返回省城。 4月6日，猴子坝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开会商议决定，立即推选代表赴省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七人，要求政府评定地价，妥善解决停耕后一切问题。如得不到合理解决，则坚决不同意继续勘测和动工。 农民代表赴成都请愿，几个政府部门的接待人员都表示说，你们的要求会尽快上报中央，反正会求得合理解决，望你们返回原籍听候解决。农民代表无奈，只好返回。与此同时，被拘留的家属们也向温江专署呈文，请转令崇庆县府释放父兄。 而当地联保、士绅也深恐事情闹大，于己不利，一面贿赂官府人员，一面在《新新新闻》上，以19人名义登报表示这次事件是个“错误”“民等自愿负责赔偿公私一切损失。”一个多月后，县府答应了“民众要求”，并释放了被拘的七人。机场勘测工作暂时停止。 这年秋天，天降大雨，停耕的农田灌水，地方官员指责农民违令灌溉，结果政府和来百姓之间再次发生纠纷，又有农民被拘。入冬之后，农田颗粒无收，政府答应赔偿的秋收也不见踪影。 而猴子坝的联保人员及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士绅则以每亩三元的价码，行贿政府官员，将机场地址向东北方向移动。 1940年2月，西川机场建委会宣布机场建设新计划，结果新址农民大为震惊，群情激忿，纷纷向专区和省上请愿。 5月份给专署的呈文说，猴子坝农户仅有10余家，坟地10余座，地势又平坦，修建机场比较合适，而新址人户、坟地10倍于猴子坝，地势起伏不平，修建机场很不适宜。 6月份，有农民代表向专署控告称，有不顾大义的人，与县府吕科长、区所文区员、联保主任龚育仁串通勾结工程师，将原划地址变更，另划新址，系吕、文、龚从中舞弊，且未经查勘，就派兵丁将庄稼毁损。两地比较，机场还是修建在猴子坝为妥，请派员查勘。 7月，县长向专署汇报说，6月下旬，省府和专署官员代表以及总工程师来县考察，县长本人于次日陪同考察了机场地址，并召集当地保甲、民众和赴省请愿代表开会，总工程师就变更地址作了解释。 且说新划机场开始勘测后，县政府勒令农民立即搬迁。当地农民恳求发给搬迁费再行搬迁，到5月份，搬迁费标准定出：牲畜圈1元，水井粪池3元，坟墓5元，瓦房每平方丈10元，草房每平方丈5元。 笔者查阅当年资料，恰恰在1940年，粮价飞涨，大米从法币43元每石上涨到212元每石，全年加权为104元每石。笔者请教多名当地老人，获知当地一石米合今天400斤，一斤大米的价格，以加权价格计算，为法币0.26元。也就是说，即便以一间房2平方丈（18平方米）计算，仅能获得77斤大米的搬迁费，以成都平原普通人家的住房规格，四间瓦房（正房）获得300斤大米搬迁费，加上附属的草房、牲畜圈、水井、粪坑，大概能获得500斤大米的搬迁费，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500元左右。 5月12日，机场终于破土动工，当地农民只得搭草棚，暂为栖身，有的投靠亲友，寄人篱下，有的不得不远走他乡。新任县长巡视机场工地，不得不承认农民境况悲惨，他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