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与西安事变.docVIP

阎锡山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重要契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地方实力派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而在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作为占据并经营山西多年的阎锡山，在西安事变整个过程中的活动尤其显得举足轻重、引人注目。那么，阎锡山和西安事变究竟存在什么微妙关系呢？阎锡山又在这次事变中起到了如何重要的作用呢？ 　　事变前阎锡山与张、杨的立场具有一致倾向 　　西安事变前，面临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张学良丢失东北，具有家亡国破之痛，希望能报仇雪恨；杨虎城为西北地方实力派，面对日本侵略的日益接近，希望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而阎锡山则处于西北抗战的前线，日军进犯华北后，就在阎锡山的家门口虎视眈眈。另外，阎锡山和张、杨对“剿共”抱消极态度，他们都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正是这些共同的考虑，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并在“联共抗日”问题上逐步形成了某种一致，从而最后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5月27日，张、杨飞赴太原，与阎锡山进一步商谈联共抗日的问题。张、杨的积极策动，加上5月25日被红军俘虏的晋军六十六师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被释放回来，并带来了毛泽东的信件，使阎触动很大。6月6日，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基础，当杨虎城不久派其秘书蒲子政到太原当面向阎锡山提出联合起来逼蒋抗日的问题时，阎锡山态度明朗地表示：“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需从长计议。” 　　随后张学良派其秘书李金洲来太原，以私人身份与阎锡山晤谈。在密谈中阎锡山也表示了上述态度，并嘱李金洲转告张学良，“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委座进言”。李金洲返回西安向张学良禀报了密谈情况，张学良非常高兴，遂于10月3日亲笔致信阎锡山说：“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敌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并派李金洲携带此信再次赴太原密谈。 　　阎锡山读了张的信后，于10月13日复函说：“敌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经过多次交流沟通，张学良觉得阎锡山确实持与自己一样的抗日思想，因此，遂有了1936年10月31日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进谏蒋介石的举动。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洛阳进行祝寿活动。阎锡山与张、杨都出席了典礼，并进行了秘密交谈。在蒋介石祝寿典礼结束后，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晋谒蒋介石。张、阎当面反复申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而蒋介石则认为中共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不可调和，最后激怒了蒋介石。蒋严厉地质问张、阎说：“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闻听此言，张阎二人知无可再说，遂沮丧退出。 　　阎锡山对山西抗日活动的默许 　　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激荡与阎本人的抗日倾向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阎锡山的默许或暗中支持，山西抗日怒潮的高涨是难以想像的。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已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严重威胁。在民族危机日趋严峻的形势下，阎锡山喊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1936年11月23日，阎锡山在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守土抗战”的说法，电报中说：“日人得寸进尺，凶焰日张，全国动员，守土抗战，实为必要。”所谓“守土抗战”，阎锡山是这样解释的：“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战行为。”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抗日爱国思想，在阎锡山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从1932年起，太原市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大大小小的群众团体。这些团体都由政府提供经费，又由与政府有关系的人担任领导，直接或间接受阎锡山的支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于1936年9月18日成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由阎锡山亲任会长。“牺盟会”的成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阎锡山还请薄一波回山西，并答应了薄一波的“约法三章”，默许共产党人到山西开展工作。于是，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对于山西的抗日热潮，当时的记者刘江说：“纵观当时抗日进步势力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除了革命圣地延安，山西的太原已成为广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