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特赦时，我接父亲回家.docVIP

“战犯”特赦时，我接父亲回家 　　战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一个陌生的字眼。然而，我的父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最后一批（第七批）特赦的国民党集团战犯中的一员。 　　1975年3月19日，广播里公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决定；20日，当我从广播里听到父亲的名字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二天，我就步行5里路跑到公社，没看到当天的《新华日报》，又步行20里跑到县城，才在邮局的读报栏上终于看到了“国民党中统局本部秘书兼重庆区区长张文（张国栋）”的字样，这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氛围下，“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总有一种自悲感、恐惧感，担心无意间说错一句什么话，或做错一件什么事，就会有一根“魔棒”打在你的头上，躲还来不及，而我却回来一个“战犯”父亲，是认呢，还是不认？残酷的现实让我心里发慌，但对亲情的渴望却使我的脑海波澜起伏，一夜无眠。 　　心灵的创伤可以使人一时彷徨，但它却难以阻挡一个人内心对父爱的渴望，能有什么比亲人天各一方更难煎熬呢，团圆总比分离强，抱着宁愿再受十年罪的决心，我决定上北京，接“战犯”父亲回家。 　　我在母亲的肚子里才五个月，父亲就进了监狱，从小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想象着父亲回家，成了埋藏在我心里的最大奢望，我渴望父亲的爱怜，脑海里曾无数次想象过父亲的形象，但不敢说，也不能说，因为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大反革命。 　　在我13岁那年，才终于第一次见到父亲。1965年10月，我刚刚小升初考入南京29中，一天教导主任问我：“你想父亲吗？”“想啊。”我认真地回答。“那你明天与你姐姐一块到中山东路307号省政府招待所，你父亲在那里。”想再问点什么，所有的回答都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原来，我父亲所在的北京秦城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到华东各地参观学习，南京是第一站。第二天一早，我怀着急切的心情与大姐一起来到招待所，在原励志社一号楼里见到了一位个子矮矮的，戴了一副深度眼镜，身穿黑色服装的老者，接待人员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的父亲。头脑中想象的无数形象顿时轰然坍塌，我的惊异换来父亲久久地、慈爱地看着我们。父亲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也有些激动，眼眶开始湿润，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父亲很自然地拉起我和大姐的手，从身体到学习、从饮食到冷暖，特别是我们全家的生活状况，无不仔细地询问一番。父亲问一句，我答一句，显得有些拘谨。这样过了很久很久，见到一位同来探望亲人的小朋友，就与他玩到一块去了。关于这次会见，父亲曾回忆说：“问那么多，就是想了解你们的生活状况，是否有经济来源。原以为你们的日子会过得很苦，问了之后才知道你们在政府的帮助下，日子过得还算可以。真是没有想到，只是辛苦你们的母亲了。” 　　时近中午，招待所请客，共进午餐的除了父亲、姐姐和我以外，还有原国民党十三兵团副司令李九思及来探望他的亲人。席间一位管理人员多次为我们夹菜，没见过世面的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其间，我悄悄地打量着父亲，父亲饭量不错，还添了一次饭，这让小小的我莫名觉得很高兴。饭后，我们与父亲略述片刻才依依不舍挥手告别。下午，大姐又去了一趟招待所，给父亲送去两包蛋糕和一把刮胡子的保险刀，并叮嘱父亲：“全家人都希望您好好改造，重新做人。”父亲曾回忆说：“使我格外激动，几近不能自持。” 　　转眼革命风暴来临，残酷的现实让我的思想一下子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父亲由思念变成了憎恨。我自认为是革命小将，却被剥夺了当红卫兵和上北京串联的资格，因为父亲，我们的家被抄，母亲被逼成了精神分裂症，还是因为父亲，我们全家遭受歧视、污辱、谩骂甚至批判。 　　1968年12月，我的大姐插队在淮阴地区泗洪县。1969年1月，我插队在扬州地区六合县。1969年9月，已年满50周岁的母亲，身患多种疾病，本应退休享受晚年生活，但在那个年代，“下放”成了她唯一的出路，我母亲所在区的五人小组（下放办）和母亲的那家工厂联合决定，让母亲下放农村。后经我们再三请求和说明，五人小组做了变通处理，将母亲下放到我插队的地方――六合县横梁公社詹曹大队，再将大姐从泗洪县调到我和母亲落户的地方，我们一家三口在各级领导的关照下终于又团聚在了一起。 　　在农村，政治空气没有城里那么浓，但各项政策的执行还是不遗余力的，我每天都在拼命劳动，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评上“五好社员”堂堂正正地做人。1973年，我终于获得表彰，并出席了六合县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入团申请也批下来了，大队书记说：“为了你的事情，公社党委争论了近半个小时。”那时我才明白，“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无论你怎样努力，这顶帽子，是永远甩不掉的。 　　1975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特赦名单，这时我才知道父亲曾任中统局科长、处长、秘书、（外延）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