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外交中的“超级第三者”.docVIP

中美日外交中的“超级第三者” ? 2014年11月11日，习近平在中南海同奥巴马举行会晤。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APEC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实现了握手，给近年来紧张的中日关系带来了一丝缓和的曙光。随后中美首脑会晤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也使不太顺畅的中美关系出现了良性互动的迹象。 　　但这种“乐观”局面或许不会持续太久。今年年底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出炉，必将再次搅动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从10月美日公布的“中期报告”来看，这份时隔17年首次修改的“指针”，核心目的是强化美日同盟并提升日本在安全事务上的作用。 　　中美日三国中，3对双边关系在内容和运行逻辑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但历史地看，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发展都会给第三方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美日三国外交棋局还存在一个“奇怪”现象：任何一对双边互动都不会在台面上讨论第三方，但这个第三方对该双边关系的影响力又客观存在。中日关系的缓和，两国都不会公开承认美国的作用。美日在升级同盟关系的同时，总不忘淡化针对中国的色彩，就好像真的跟中国没有关系似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中，也没有日本的影子。但中美日三国谁都清楚，不妥善处理“第三者”的作用，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不可能顺畅。 “浪漫三角”瓦解 　　通过升级美日同盟来用日本对付中国，同时还希望中国帮助美国“对付”全球挑战，这种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压缩了美国从“浪漫三角”获取战略利益的空间。 　　美国学者傅高义把1972年至1989年称为中美日三国关系的“黄金时期”。这种基于应对苏联这个共同威胁的“黄金三角”，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在2004年出版的书中，傅高义把1989年至2001年的中美日关系定位为“不确定”。如果要给2001年以来的中美日三角关系定位，或许应该是对“不确定”的“确定”。 　　因为自“9?11”事件以来，中美日三国的力量格局以及互动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并与日美两国在经济上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赖。日本抓住“9?11”事件后协助美国反恐的机会，逐步把军事实力整合到外交和安全战略资源中。美国在反恐战争以及诸多全球挑战压力下，战略资源和手段日益捉襟见肘。这一切都在深刻影响中美日三国外交格局。 　　冷战后一段时期，中美日三角关系比较符合美国学者洛厄尔?迪特默所称的“浪漫三角”。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作为“轴心国”的美国，同时与中国和日本保持“和谐”关系，但处于“两翼”的中日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甚至敌对。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的话说得更直白：“我们与潜在对手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在两者之间选择的自由，总是要比两者自身选择的自由大。”近年来中日围绕钓鱼岛的博弈，似乎再次证明了“浪漫三角”的存在。美国在做到“不在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同时，让中日两国都“在乎”美国就该争议的表态。中日对抗似乎也没有实质性影响美国与中日两国的双边关系。 　　但实际情况并非没有那么简单。野田佳彦内阁将钓鱼岛“国有化”从而引爆中日对抗，到底是“缺乏外交经验”使然还是战略预谋，目前还是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购岛”问题上并不是日本的帮手。 　　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在其著作《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中透露，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中，美国在日本政府释放中国船长上发挥了关键作用。针对中日对抗升级的态势，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两度建议，由美国牵头举行美中日三边会议，以促进中日之间的对话。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013年4月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称，在野田佳彦内阁“购岛”前，美国曾对其发出过警告。毫无疑问，美国并不认为中日对抗发展到“敌对”局面符合其利益。 　　“浪漫三角”给美国带来的战略红利减少，除了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中美日三国力量格局变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美国来说，日本的战略价值既在“升值”又在“贬值”。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日本的价值明显“升值”了。不然，美国也不会热衷修改“沉睡”了17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但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日本的价值显然是“贬值”了。无论是世界气候问题、全球金融稳定问题还是地区热点问题，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更甚于对日本的借重。通过升级美日同盟来用日本对付中国，同时还希望中国帮助美国“对付”全球挑战，这种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压缩了美国从“浪漫三角”获取战略利益的空间。 “超级第三者” 　　中美日关系本质上都是双边运行，但三国中一直存在着“超级第三者”。也就是说，中美日三国中，一方总在另两方的双边关系中充当“超级第三者”角色，对双边关系起着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1956年当选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主张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在美国的压力下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