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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舆商”应对“舆伤” 　　 “舆商”是继情商、智商等之后又一种新型的领导智慧和领导艺术。当信息以爆炸的态势呈几何式快速增长之时，如何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世界开展有效的舆论引导，甚至做到化解危机，这就需要领导干部有较高的“舆商”。而所谓“舆商”，正如有人所说，就是“树立正确观念，应对媒体和公众舆论拷问，并恰当地发表见解、理顺舆论话题、优化公共关系的智慧和能力”。然而，现实却是“舆商不高”“舆伤”不断，这就需要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舆商”，以“舆商”应对“舆伤”，否则，在新媒体时代真是“伤不起”。 　　新媒体时代的“舆伤”与“污名化” 　　 在信息和舆论奔流的新媒体时代，“舆商”已成为领导干部“数字化生存”必备的智慧和能力。然而，面对骤然放大的舆论表达权，不少领导干部却不断被舆论“灼伤”和“污名化”。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领导干部自身的原因。迅捷的信息传播正在改变着现实的政治生态，也正日益瓦解着传统的生存空间。站在信息快车道上的领导干部，如果自身舆论引导能力不足，就难以避免“舆伤”现象。正如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新媒体的涤荡正在摧毁和扫除那些对新生力量无招架之力的、因缺乏工业生活背景或习惯而丝毫不能缓解这股冲击势力的社会和文明。”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也告诫人们，不能对舆论掉以轻心。在强大的舆论场面前，领导干部只有不断提高“舆商”，才能避免陷入舆论旋涡，才能防止“舆伤”。 　　 同时，由于一些官员不洁身自好，在便捷的新媒体时代很容易引发整个官员群体被“污名化”，领导干部遭受“舆伤”也就在所难免了。正如在网络喧哗的背景下，富豪、明星、医生、警察、城管等群体，常常容易被标签化和“污名化”。由于这些群体中某些人的一些负面事件或问题的发生，通常会逐渐导致整个群体被“污名化”。在“全民焦虑”的今天，官员群体被“污名化”也是司空见惯，甚至成了普通民众缓解精神压力的一种有效方式，而新媒体则为官员“污名化”提供了高效的载体。一些官员自身不正，以及他们对公众生活过多的、不加克制的干预，经过社会放大站和舆论放大站的不断放大，会激起“涟漪效应”，由小及大几乎波及到官员所属的整个群体，引发舆论对官员群体的“污名化”。这也使得无论官员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从而陷入“塔西佗陷阱”，“舆伤”不断。 　　 新媒体的多重特性。新媒体具有交互性和跨时空的特点，这大大改变了传播状态，实现了由一点对多点向多点对多点的巨大转变。新媒体已经成为效率最高、范围最广、人数最多、速度最快的传播手段。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传播的广泛性、自由性是空前的。畅通的舆论通道与开放的舆论环境，为信息传播和思想交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正如有人所说，“通过完善的交通工具和远距离瞬间的思想传输，各种公众得到了无限延伸的可行性。”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新媒体的舆论传播也会出现碎片化、非理性、“群体极化”等负面特征。新媒体的匿名性以及无孔不入性，使得舆论具备隐蔽和强制的力量，还具有鼓励性、煽动性和破坏性。一些人通过手机、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扩散“情绪型言论”，造成“群体极化”，甚至引发网上群体性事件。面对网上舆论的复杂性、多变性，如果领导干部不深入把握新媒体的多重特性，依旧按照管理传统媒体的思路，采取封、堵、躲、压等落后手段，就可能引发民众对政府和领导者自身的“媒体审判”，最终遭受凶猛的“舆伤”也是不可避免的。 　　提高“舆商”的几点思考 　　 在新媒体语境下，领导干部要有效地消解“舆伤”，就需要拥有进退得当的舆论博弈能力，不断提高“舆商”。 　　 一是累积廉政资本，实现廉政领导。“舆伤”的内在原因是与领导干部自身的实际言行和道德生态密不可分的。如果领导干部能够做到廉洁自律，洁身自好，被舆论“灼伤”和“污名化”的机会也就大大减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廉洁能在无形中形成不令而行、不怒而威的影响力，展现出强大的廉政领导力。廉洁还是一种软实力和竞争力，它既影响到领导者的领导力高低，还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如果领导干部始终心系国家、情系群众，在自己的工作中强化廉政意识，践行群众路线，做到廉洁公正、勤俭朴实、清廉无私，那么反而能够通过新媒体这一工具，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可以说，领导干部的道德生态是提高“舆商”的内在支持。倘若领导干部能够做到以勤政成就事业、以廉洁凝聚人心，不断累积廉政资本，实现廉政领导，就能够不断提高公信力，从而打破“塔西佗陷阱”，消除“舆伤”的内在根源。此所谓“治事宜勤，操守宜廉，行军宜爱民，说话宜诚信。四者缺一不可，无以官大而忘年之也”。 　　 二是加强媒体沟通，优化公共关系。当“舆伤”汹涌而至时，高效的媒体沟通能力有助于理顺舆论话题，化解危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