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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总裁——任正非 任正非，1944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毕业于重庆大学暖通工程专业。毕业后参军从事军事科技研发。后创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现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2011年任正非以11亿美元首次进入福布斯富豪榜，排名全球第1056名，中国第92名。在《财富》中文版第七次发布中，位居“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榜单之首。 华为教父 一 快速学习与发展能力——学习无处不在 任正非的学习可以用“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干中学”来形容。早在文革时期的青少年时代，受其父亲的影响，任正非就自学了高数、逻辑、哲学和英语等课程，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理论基础。据说创业后，任正非每次坐飞机都习惯带本书学习，学习的内容则“贯通中西”，老子的“无为而治”，毛泽东的“矛盾论”、“农村包围城市”等思想，他运用得可谓是“炉火纯青”，这在其内部讲话中可清晰地体现出来。他还请国内外不同类型的咨询公司优化企业管理，到别的优秀公司实地考察，借鉴其成熟的管理经验。同时吸取“万国之精华”，学习英国的标准化、规范化，美国的创新精神，德国的一丝不苟，日本的乐观、坚强和敬业等。正是因为有这些的管理哲学、经验学习和文化底蕴，任正非才能在实践中通过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在无数的“江湖历练”中，总结出适合内外部环境的、独具华为特色的战略思想和管理体系。 二 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成熟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与政治前瞻性 在任正非刚开始创业的八十年代，历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洗礼的中国，政治、经济环境远未成熟，那一批创业的企业家们，曾被视为“吃了豹子胆”的一群。退伍后的任正非，一半是激情一半是被迫，开始了其艰险的创业之路。但对历届政治运动仍然记忆犹新，他父母就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煎熬。虽说当时已经提出“改革开放”，也有一大批私有企业纷纷成立，任正非对政治依然保持着敏感性和敬畏心理。他在经营过程中，与国家的法律、法规保持一致，向国家缴纳巨额税款，却在媒体面前刻意保持低调。提倡员工“爱祖国、爱人民、爱党”，但是“不主张陷入政治漩涡”。即使在开拓国际市场时，也紧跟国家对外政治关系、军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正是这种政治敏感性，在依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中国，帮华为开拓了新的市场机会，也给华为带上了“护身符”，在打“擦边球”的同时，保证不踩“法律红线”，在普遍存在“原罪”的同代企业中，华为却依然能够“劫后余生”，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 三 实用理性导向——阳招、阴招，能办好事情就是好招 借用当时改革开放的标志性话语，“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任正非来说，不管阴招、阳招，能办好事情就是好招。研究一下华为的发展历程，就能看出，实用理性导向的思维特征，贯穿于任正非管理和决策的各个方面。华为虽然表面上甚是绅士地称其竞争对手为“友商”，却依然掩盖不了血淋淋的你死我活的竞争现实。因与国内同行的同质化比较严重，华为内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掐死”国内同行比打死老外更重要，还有一条潜规则，“犯什么错误，也不能犯丢单给中兴或者港湾的错误”。对于华为的辞职创业人员，从差点成为任正非“干儿子”的李一男身上，我们就可了然。李一男和几个华为辞职人员，一手创办的港湾，曾被业界看好，深受风险投资青睐，愣是被华为这个老东家“扼杀”了。实际上，华为规定，员工离职之前必须签署保证书，类似于一种霸王条款，即离职两年后，保证不到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不从事与华为有直接竞争的工作，否则将拿不到公司所承诺的股权。这种充分体现“实用理性”的种种做法，套用西方的管理理论去解释，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即注重实效，保持情感距离，甚至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相信结果能为手段辩护。在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这种领导特征保证了华为的生存和发展，但在政治稳定、法律日渐规范、倡导企业家道德和社会责任的今天，实用理性导向的领导特征能否行得通有待商榷。 四 辩证思维与矛盾转化——领导行为的权变与艺术 深谙毛泽东的“矛盾论”的任正非，早已把辩证思维和矛盾转化理论融入到骨子里，表现在领导特征方面，则是领导的权变性和艺术性。所谓权变性，则是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下可行的方案，在彼时、彼地、彼情、彼景下就要换另外一种方案。所谓艺术性，就是根据人的特点、团队的特点，采取更符合人性化的、可行的策略。例如在企业刚刚建立的时候，员工较少，资源非常有限，组织结构简单，采用“企业家式”的集中管理是有效的；当企业慢慢发展壮大，组织结构庞大，业务越来越复杂，其管理模式就逐渐转向了“职业化”管理；随着华为的国际化，利益相关方的增多，合作的需求更强烈，则提出基于产业链的“系统化”管理方式。华为在很多关键的战略方面，能够实现微妙的平衡，与任正非的辩证思维不无关系。例如任正非强调，